作者：李煒光 轉貼自：燕南
1791年6月20日深夜，淒風苦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喬裝打扮，攜全家潛出杜伊勒裏宮，乘上壹輛事先準備好的特制馬車。馬車迅速沖進黑暗中，徑直向法國東北部邊境飛馳而去。國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於荷蘭的奧地利軍營，但是，在離盧森堡邊境不遠的瓦朗納斯鎮（Varennes），國王壹行卻被壹位小酒館的老板認出並被當地的國民自衛軍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後，路易十六和王後被押回巴黎，6月25日，當國王重返巴黎時，全城壹片寂靜，士兵夾道列隊，倒持槍支，宛如在為君主制送行。國王壹家再次住進了受到嚴密看守的杜伊勒裏宮，此時的路易十六，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國王，而是壹個人質了。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國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為什麽逃跑？因為此前他為挽救財政和政治危機的壹切努力都歸於失敗，現在，大革命正在那個國家裏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王室已“靠邊站”了，舊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國王繼續留在法國已沒有任何意義。而這壹切嚴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積極推動的壹場財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國人書”說出了出逃的計劃：先投到布耶統帥的軍中，從那裏轉向在荷蘭的奧地利軍隊，最後重返巴黎，解散國民制憲議會和各俱樂部，恢復王權制度。如果這個計劃成功，法國的歷史就是另壹種寫法了，當然，由於他被截獲，這壹切都沒有實現。
任何壹個社會出現足以顛倒乾坤的危機，它的前兆必然是財政危機
，法國也是如此。問題是，壹次旨在克服財政危機的改革怎麽會引發如此嚴重的後果呢？這是200多年後今天的我們不得不關註的問題。美國後現代史學大師、斯坦福大學教授懷特（Hayden
White）曾說，任何學術研究從根本上來講都是壹種“講故事””或是“陳述”的過程，那麽，我們就繼續把這個“國王出逃”的故事講下去吧。
壹、“路易十六的困境”與失敗的財政改革
“鎖匠國王”路易十六並不是壹個極端專制、暴戾的國王，相反，在法國歷史上，他是壹個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夠有所節制的君主之壹，也能夠對社會政治制度進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別是他為克服財政危機而實施的改革，放棄了前任國王的壹些過分專制、揮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稱他為“激進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斷精神和堅定意誌，“改行仁政和繼行暴政同樣都是困難的，因為進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權階層服從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時弊，路易十六既不是個革新家，也不是個專橫暴戾的君王。
”然而，大廈之將傾，壹個帝王的開明，並不能夠挽救行將崩潰的帝國，當制度腐朽、根的腐爛達到了極點的時候，不論是開明帝王還是鐵腕帝王，誰也無法阻擋暴風驟雨的到來。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時的法國，經過自稱“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專制、王權無限擴大和“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後，就像壹個用力過度的發條，已經松弛下來了，疲憊不堪，國家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在大陸及海外進行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向特權階層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爾賽宮的奢華無度以及超龐大的政府機構支出以及對北美獨立戰爭的支持
，導致王國政府財政出現巨額赤字。更嚴重的是，王國政府的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債來維持的，債務利息高達8·5—10%，比英國政府借款利息高出壹倍
。為了支付到期的債款和利息，王國政府又不得不舉借新債，從而使國家財政狀況陷入惡性循環。“到18世紀80年代，國家的債務已經占國家稅收的壹半以上”
，政府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路易十六認識到，要想改變這種極度困難的局面，必須對下層民眾積怨已久，而特權階層死守不放的賦稅征收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他的確為此做過多次努力，但都無壹例外地以失敗告終，最後竟到了自己也“走投無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農學派的著名學者、《百科全書》撰稿人之壹的財政大臣杜爾哥（Turgot）為財政總監進行財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為緩解財政困難，杜爾哥於1775年將修路勞役改為征收以產業額為計稅依據的道路稅，並規定所有等級壹律照章納稅。1776年初，廢止酒類專賣制，允許自由買賣。他還準備進壹步規範財政、稅收秩序，內容包括節約行政開支、成立貼現銀行以便在政府財政危機之時提供應急資金等。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這些機構中雲集著擁有特權的“穿袍貴族”，他們擔心改革會觸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極力抵制杜爾哥改革並通過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rinette)對國王施加影響，迫使路易十六於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職務，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對於這壹“黃金時代”的速生速滅，伏爾泰曾沈痛地表示：“我的心永遠也不能平靜”
接替杜爾哥的是壹位名叫內克（Necker）的瑞士銀行家（1777—11781年）。由於身為外國人和新教徒，內克雖被授權主管財政，卻沒有“財政總監”的頭銜。為了解救宮廷財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緩解國內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在上臺之初利用其銀行家的聲望到處借款，成功地籌措到了幾筆巨款，初步穩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決問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宮廷中的壹些高俸而清閑的職位，壓縮了王室的財政開支、削減了軍役稅和鹽稅。這些措施迅速引起宮廷貴族們的反彈，他們立即像當初對待杜爾哥壹樣，猛烈攻擊內克。1781年，內克公布了關於王國政府預算情況致國王的《財政報告書》，該報告向社會透露了國王賞賜錢和恩給金的巨大數額，使得王室和領取大量年金的顯貴們再也無法容忍，內克被迫辭職。財政報告書披露的內容和內克因此被革職的事件震驚了社會公眾，對宮廷的不滿情緒開始上升。
內克的繼任者是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推薦的、於1783年任職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為了籠絡王公貴族，在上臺初期壹度采取了與內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為宮廷人員償還賭債，增加他們的年金，企圖以闊綽的假象擡高王室德威望。但與此同時，他也寄希望於通過開挖運河、建築港口、修建道路來刺激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但收效並不明顯。1786年，“政府的財政赤字達到了400到500萬法郎
，采取極端補救措施的時候顯然快到了
。”8月，迫於日益嚴峻的財政壓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壹份財政改革方案。值得註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許多內容與此後的“溫和革命時期”
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稅。卡隆建議，以土地特征稅代替人頭稅和什壹稅，壹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權等級壹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繳納，短期國債的償還期由10年延長至20年，廢除國內壹切關卡，取消各領地的關稅，延長對鹽和煙草的專賣權等，同時政府將每年削減財政支出2000萬鋰
。卡隆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將這個帶有明顯的“杜爾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審批，勢必招致特權階層的否決，於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議召開“顯貴會議”
，對這壹改革方案進行裁決
，並對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緊急應召顯貴會議”招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44人，貴族和教士代表占絕對優勢，來自第三等級的代表不足30人
。路易十六希望以這個會議“來證明有必要通過壹項和平時期實行的土地征稅新方法，試圖能夠使國家擺脫困境”
；“希望以此避開召開法國三級會議，因為已經有175年沒有召開過三級會議了”，“如果應召顯貴可以決定征稅，他們就能夠決定征稅的條件，他們就會從輔助性的機構變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發現，緊急應召顯貴會議不能打到增加稅收的目的。
”這些由國王指定的“顯貴”們對這份財政改革方案發起了猛烈攻擊，而且反對意見也各不相同，爭執不下。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卡隆於1787年4月辭職，流亡英國。
路易十六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順，無奈之下，他又將希望寄托在圖盧茲大主教布裏埃納（Brienne，1787－1788）身上。布裏埃納是“名人會議”成員，也是卡隆財政方案的積極反對者。法國著名文學家勒費弗爾稱之為“無能的笨蛋”。這位毫無創見的“笨蛋”在壹籌莫展之下轉而又贊同起自己剛剛反對過的卡隆財政改革方案，執意增加新稅，並要求特權等級也要納稅，“名人會議”拒絕了向特權者課稅的方案，並聲稱：只有全國三級會議才有權決定財政改革政策和開征新稅。1787年5月，忍無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會議”。布裏埃納將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補之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將它交給巴黎高等法院審定。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絕登記，反而提議召開三級會議以決定臣民應當如何向國王納稅。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裏埃納方案，路易十六曾兩度親臨法院施加壓力，但法院並不買帳。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將巴黎高等法院趕到了東部城市特魯瓦，但只壹個月之後，他又迫於輿論壓力將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發表了壹個宣言，即《民族權利和君主根本法》，聲稱國民應當通過定期舉行的三級會議“自由地”向國王納稅。顯然，巴黎高等法院試圖對王權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兩名法官投入監獄，法院系統與王室政府之間的矛盾激化，全國各地的騷動此伏彼起，要求召開三級會議的呼聲也越發強烈。
連換了4任財政部長都無濟於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辦法能夠使國家擺脫財政危機，除非以三級會議的形式與國民協商”
；“實在是沒有辦法可想了，只有召開那令人驚恐的三級會議了。
”1788年7月5日，國王同意召開全國三級會議。8月，布裏埃納辭職，內克又被重新請回來，並被任命為國王的首席顧問。內克上任後籌措到了7500萬鋰的借款，財政危機有所緩和。
國王的讓步似乎使籠罩全國的政治危機暫時解除了，但事實遠非如此。英法通商條約的生效
導致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又由於1788年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法國農業出現災難性的歉收，由此，城鄉下層居民大都處於饑寒交迫之中，經濟危機、財政危機愈演愈烈，終將導致嚴重的事態發生。但是，當時許多身處各種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沒有意識到壹場真正的狂風暴雨的即將來臨。第三等級沒有意識到，國王路易十六更不會想到，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幾乎還沒有任何人會認為自己是壹個“革命者”，更沒有人會想到什麽“小紅帽”
、“斷頭臺”，但就在壹年以後，血腥的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無數人頭落地，最後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斷頭臺，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吊詭（paradox）！
“法國之所以召集三級會議，是因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錢，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而且，開會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級會議的舊例，即各等級代表人數相同、三個等級分別開會並按等級投票表決。如果這些意圖真的能夠實現，法國的歷史就完全是另壹種樣子了。然而，經過數十年啟蒙思想熏陶的18世紀的法國畢竟已經不是壹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君主專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那個“古典主義”的法國了，以後的事實證明，路易十六的設想只不過是壹種天真的壹廂情願。
三級會議於1789年5月5日開幕
，會議果然開得很不順利。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對路易十六的表現大失所望，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朕需要忠誠的臣民的援助，以幫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壹切財政困難。”財政大臣內克的主題報告則是國王“指示”的詳盡而冗長的註釋，由於內容太多，聲嘶力竭的內克中途不得不讓人代讀。人們說，原本希望內克能夠在體制改革方面有所創見，“但看到的卻是壹個只會念賬單的會計”
。第三等級認為，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等級維護私利的場所，必須制定壹部憲法以維護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權利，必須建立壹套新的國家機器以取代弊端叢生的專制機構。在他們看來，如果繼續實行三個等級分廳議事並按等級投票，稅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就是壹句空話。國王和內克在三級會議上的表現終結了第三等級對政府的最後壹點希望，使他們意識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並且賦予自己批準稅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並未想出什麽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采取了壹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7月9日，國民議會又自行將名稱更改為“國民制憲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路易十六則繼續犯錯誤，在王後及部分宮廷貴族的鼓動下，向凡爾賽和巴黎四周調派軍隊企圖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財政改革毫無成就而生活艱難的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並迅速演化成壹場社會動亂。人們到處尋找武器，貧民（乞丐和失業者）大肆搶劫。7月13日淩晨，巴黎的各稅務所冒起了黑煙，教堂的鐘聲在城市上空回蕩，報警的炮聲隆隆不斷。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獄為象征的革命行動
，使得法國民眾突然發現自身竟然擁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時，他們也發現，世界上本來並不存在什麽“堅不可摧”的神話。
就這樣，壹場財政改革的結果竟然引發了驚天動地的大革命。當巴黎演繹著這慘烈的壹幕的時候，身在凡爾賽的路易十六卻感覺遲鈍，並未悟出局勢的嚴重性。在他的流水帳式的記事本中，7月14日也並不是壹個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無事。”然而，就是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決定了法國革命的進程甚至決定了革命的最後結局。
革命行動迅速蔓延到外省，農民暴動席卷法國農村，手持武器的莊稼漢沖進時代壓迫他們的封建領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記著封建特權的古老證書和征收捐稅合法的契據，在村子的廣場上把它們付之壹炬。農民的革命行動不僅極大地沖擊了貴族的傳統權利，而且也觸犯了城市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時也是地產主，並以此名義向農民征收捐稅。現在，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與貴族這個原先的敵人結盟***同鎮壓“失去理智”的農民。在馬紮地區，26名暴動農民在壹場最終敗於城市民團的激戰後，受到了壹個臨時法庭的審判，統統被處以絞刑。迅速變化的農村形勢迫使制憲議會暫時放下正在起草的憲法，首先承擔起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壹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特別是什壹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
，通過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在法國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
，從根本上鏟除了舊制度時期的特權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人權和法治原則 。
路易十六無法接受這壹切，為了控制局勢，他再次從外省向凡爾賽調集軍隊，激起巴黎民眾更大的憤怒。而當時的巴黎正處在物價高漲、面包缺乏的饑荒之中，經濟危機再壹次推動著政治危機向前發展。10月6日淩晨，壹群情緒激奮的群眾沖進王宮，國王的幾個貼身侍衛被殺。關鍵時刻，生性怯懦、溫和的路易十六
選擇了不與民眾對抗，於是他被暴動的民眾押回了巴黎，被軟禁在杜伊勒裏宮中，成了“革命之囚”
。到達巴黎時，路易十六的馬車穿過人群，人們沒有脫帽致敬，而是以死壹般的寂靜表示內心的憤慨和鄙視。
國王原先絕對擁有的預算權、治稅權以及國家財政收支的批準權和監督權此時已轉移到制憲議會的手裏。1789年10月以後，制憲議會開始對法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開始行使它已經擁有的各種財政權力，並力爭克服嚴重的財政危機。對於1789年的法國來說，在“沒有征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賦稅制度被廢除後，新的稅源壹時很難找到，發行公債和組織募捐所得的收入不過是杯水車薪，當年的國家負債額由前壹年的30億鋰增加到40億鋰，國家財政依然處於危急中。為了擺脫財政危機，制憲議會決定向教會宣戰。教會占有法國可耕地面積的15%左右，其財富總值大約相當於國家債務總額。1789年11月，制憲議會下令將教會全部財產收歸國有。為了使這些“國有地產”盡快發揮效用，從1789年12月29日起，制憲議會開始發行以國有地產為擔保的“指券”（壹種國庫債券，assignats）
，由此國家的財政狀況有所緩和。1790年5月，制憲議會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賣教會地產，國庫進壹步得到充實。這期間出現了“指券”貶值和教會不斷反抗的現象，但龐大的教會地產還是有序地轉移到了資產者和富裕農民手中，這是具有時代進步意義的變化。制憲議會還改革了地方行政區劃，大體上改變了舊制度時期那種重床疊架的混亂狀況。
至1791年夏天，法蘭西國家的改造工作已經初步完成，憲法的條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國似乎距離立憲君主制度只有壹步之遙了，然而，問題就發生在這功敗垂成之際。也許是國王急切地想恢復王權秩序，也許是國民議會通過教會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為了逃生——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此時國王已沒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證，如果有人以革命為名大開殺戒的話，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壹個——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選擇了“逃跑”的策略，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始時介紹的那壹幕。只是他的運氣不好，沒逃掉，又壹次被押回了巴黎
以後發生的歷史大致是這樣的：1791年7月16日，立憲派出於避免外國幹涉的考慮，促成制憲議會宣布恢復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憲議會制定的憲法
並向全體議員公開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憲任務的制憲議會宣布解散。但是，憲法並不能保證立憲君主制在法國的真正確立，大革命新壹輪的浪潮又洶湧而來。1792年9月21日，領導暴力革命的國民公會宣布廢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蘭西為***和國。1793年1月16日，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公會就路易十六的生死問題進行表決，激進派僅以1票的微弱多數決定了路易十六的命運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僅39歲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設在大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dela
Concorde）的斷頭臺。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裏說的壹段話被永遠載入史冊：“我雖然得死去，但絕沒有犯過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寬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還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拋灑之後，在法國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當沈重的利刃下落時骨肉斷裂，在場民眾的表情極為陰郁。壹位目擊者說：“那天，每壹個人步伐緩慢，並且不敢彼此相望。
”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
、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也被推上了斷頭臺，據說當時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馬上習慣性地向他道歉：“真對不起，先生。 ”
行刑時，廣場上人山人海。塞納河水，在無聲地流淌。
法國驚心動魄的往事證明了筆者在幾年前提出的壹個觀點：在任何社會中，財政、稅收都首先是壹個政治的和法律的問題，然後，它才是壹個經濟問題 。
二、大革命發生的財政原因分析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發的前後表現得極為被動，但他在財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財政特權，主張財政權利平等，這是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們遠遠做不到的，他在嚴峻的財政形勢面前顯示出的勇氣還是令人欽佩的，“他已經下定決心，必須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剝奪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正是他，取消了稅收方面的特權，也不再實行未經同意即行征稅的慣例。”不管對於君主制還是對於民主制來說，取消上層財政特權都意味著財政權利的平等，對於民眾來說，這實際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義。“他們在不得不掏錢養活上層階級、給上層階級帶來好處和安慰之外，也會要求把他們交的稅款花在他們自己身上。……貴族們不僅要放棄他們可以豁免某種稅費的特權，還得放棄他們沒有幹多長時間或沒有幹什麽有價值的工作卻可以領取年金的特權。在國家的眼裏，特權就是逃稅的權利，而對政治家來說，特權更意味著強制他人代他繳稅的權利。
”
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憲法”包括著平等納稅、定期召開三級會議、議會有通過投票決定撥款的權力。當他聽說，應召顯貴（Notables）中只有壹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時，他說了壹句“妳可以加上我壹票。”馬盧厄特（Malouet）是大革命時期情操最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證說：國王是誠心的，他說，國王完全贊成他的看法
。普魯士特命全權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壹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過路易十六：國王有意識地削弱行政部門在國內的權力，因為這樣的政府能使國民受益。壹個政府權力受到限制的國家，要好於壹個具有絕對專制權力、但卻在遭人痛恨、財政混亂到無法解決的政府。“他決心讓祖先流傳下來的專斷的政府容納當時新興的各種力量。在建立自由政體的道路上，他已經推動王室走到了盡頭，剩下的只能交給國民了。他沒有試圖去影響選舉，也沒有想到要去指揮和控制三級會議。面對三級會議，國王已經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他賦予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以如此多的權力，以至於沒有什麽保留給國王了，國王的權力實際上已經被暫時中止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恢復了。
”顯然，如果不是發生民眾暴動，法國完全可以向英國那樣逐步地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度，走上憲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壓迫剝削太久的法國人已經沒有耐心繼續等待了，他們把百年仇恨毫不猶豫和毫無保留地全部傾瀉到了可憐的路易十六的頭上。
壹個從舊制度向新制度的社會大轉折，就像壹輛巨大的載重車，要調過頭來必須十分謹慎，這個過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協，唯獨不需要俱樂部的鼓動和街頭的暴力行為。而壹旦不幸革命爆發，便不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必將充滿血腥地壹浪高過壹浪，直到人死“夠”了才算完成整個過程。在大革命期間的1793到1794年的壹年時間裏，就有17000人上了斷頭臺，其中甚至包括那個敲響路易十六喪鐘的“革命者”羅伯斯庇爾在內！
路易十六之死顯然是壹個巨大的歷史悲劇，200多年以後，我仍然與諸多的歷史學家們壹樣為他的死而遺憾不已。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聵無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溫和善良、願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路易十六，歷史留給他的時間竟只有15年！他要通過財政改革恢復國家經濟秩序和實力，他能恢復被歷代國王廢止了160年的三級會議，把全國幾百名代表請到凡爾賽來“***商國事””，在大革命爆發後，他又壹次次地妥協、讓步，並沒有真正實施武力鎮壓，都可以說明他是壹個比較開明的國王，人們還能要求壹個舊制度時代的君王能做些什麽？
為什麽壹場財政、稅制會引發大革命？為什麽良好的改革願望帶來的卻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結局？為什麽進行減稅和平均稅負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
？路易十六時期總體上仍處於舊君主制最繁榮時期（1789年農業收成情況良好，壹度缺糧的問題已得到緩和 ），為什麽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大革命與舊君主制以往的歷史之間有什麽內在的關系？我們在觀察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財政改革後，不免對這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這壹連串“為什麽”的背後，壹定有著極其復雜的原因。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他的傳世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也曾提出過疑問：“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麽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麽它好像自發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制怎麽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臺？
”他認為，壹個國家發生了法國大革命這樣劇烈的社會動蕩，原因壹定是復雜的，它“決不是壹次偶然事件”，而是“壹項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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