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大三，十壹假期去平遙旅遊返回學校後，總感覺身體異常疲乏，視力也變得有些模糊，去校醫務室咨詢了壹下，醫生只讓我回去多休息，用熱毛巾敷壹敷眼睛。
幾天過去了，也沒見效，除了眼瞼浮腫得更加厲害外，腳踝也粗大起來。
我有些擔心，去鄭州大學第壹附屬醫院掛了號，尿常規蛋白質“+++”，B超顯示雙腎長9CM、寬4CM，血清肌酐468，內科醫生語氣肯定地告訴我：“雙腎已經開始萎縮，我估計慢性腎炎的可能性大，但還不清楚是什麽原因導致的。”
“大夫，我這病嚴重嗎？能治好不？”那時，我還不清楚這些指標的意思。
“嚴重不嚴重，這要看怎麽說了，至於能不能治好，目前也沒有什麽太好的辦法。”
醫生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但我明白，表達如此委婉，這個病怕是很難纏了——上壹次聽到這樣的表達，還是已經去世的大舅剛被診斷出膀胱癌的時候。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褲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皺。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想跟醫生說聲“謝謝”，可怎麽也說不出來，我撐著前面的桌子站起來，醫生安慰我：“看開些，平時好好註意飲食，不要勞累，規律透析，跟正常人差別不大。”
我攥著檢查單，弓著身子靠在醫院的走廊上，閉著眼，眼淚就掉了下來。
這壹年，我剛21歲，大學還沒畢業，沒有結婚、沒有工作，太多的壹切，我都沒有經歷，為什麽忽然就成了這樣？我不知道。
回學校的路上，我給我爸打電話，本不想讓他擔心，可說著說著，就像控制不住壹樣，哽咽了起來，我爸說：“妳別哭，得病咱就治，我馬上去妳學校。”
到學校，除了給女朋友發短信告訴她“我要回家壹段時間”以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我去教務處詢問得這個病後，還能不能繼續在學校讀下去，值班老師也不確定，他咨詢後很快回復我：“原則上可以，可同學妳身體要緊，要不先休學壹年？”——當然，後來休學還是被迫成了退學。
爸爸趕到學校，看著我的病例，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年紀輕輕的怎麽會得這個病。他非要拉著我去確診，做腎穿刺活檢後，結果顯示：“新月體腎炎，IGA5級，全球纖維化”。
我和我爸都不懂，可大致也知道，這不是什麽好結果。最終，還是醫生的話無情地擊碎了我們父子倆僅存的幻想：“基本上確定是尿毒癥了，先做個簍養著。”
我當時拒絕了透析，不想像個怪物壹樣，壹輩子被機器拴住。“透析”兩個字之於我，就如“蹦跳”之於年輕的史鐵生壹樣，我不想聽到任何人提起。
回到家，我固執地相信起網上搜到的那些中藥藥方，奶奶也給我找了很多偏方：醋泡青蛙，生吃魚鰾，再惡心、再難以下咽的東西，我都強迫自己吃下去。急病亂投醫，也完全沒有好轉，身體的積水越來越多，壓迫著心臟，連呼吸都變得困難起來。
三個月後，我的身體情況愈加惡化，已經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在家的最後幾天，我甚至總是出現幻覺，後來才知道，就是腎臟沒有工作、身體完全沒有排毒的緣故。
父親和小叔強拉著，才把我“扭送”進遵義市醫院，接診的是譚醫生。爸爸問他：“能不能勸勸我家孩子，我們也不願意讓他透析，可命要緊啊。”
譚醫生看了看我，什麽也沒說，把我拉到透析室，指著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給我說：“這個，31歲，剛查出來肌酐就1200多，透析半年，老婆就帶著孩子跟他離婚；這個，比妳還小，還不到12，7歲時紫癜沒註意，最後發展為尿毒癥，已經在這裏透析2年；那邊那個，本來是急性腎炎，可以恢復，生生被中藥耽誤成尿毒癥，妳讓他咋辦……誰也不想得這個病，可就是得了，妳說咋辦？不活了啊？妳還年輕，老老實實透析，以後說不定還能換腎。”
這是我第壹次在現實中見到其他尿毒癥患者。
從那壹天起，我在這間透析室已度過了快5個年頭，從剛開始的2天1次，到半年後穩定在每周3次，我才終於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癥這個現實。很長壹段時間裏，我壹直近乎變態地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嚴格忌口，水控制得也不錯，透析了幾年只感冒住了壹回院。
2017年2月17日上午10點多，我正在小公寓裏跟師傅學裝修，突然接到譚醫生的電話，問我情況怎麽樣，我很驕傲地回答譚醫生：“我狀態很好，沒什麽異常。”
“這邊有個腎源，妳要不要考慮移植，還有經濟上怎麽樣，能不能跟得上，起碼20萬。”電話那頭說。
這個電話真是讓我又驚又喜，喜的是，這種與我八竿子打不著的好事，竟然真能砸我身上，前段時間排腎源，也只是抱著重在參與的想法，根本沒有什麽期待；驚的是，竟然要花這麽多錢。
電話裏，譚醫生還特意跟我說，有個病人剛移植完，狀態還不錯，可後來感染了，重癥監護了很久，前後花了40多萬，家裏經濟實在跟不上，家屬只能被迫放棄救治。最終，還是人財兩空。
譚醫生應是感受到了我的猶豫，寬慰我道：“如果錢不到位的話，就等下壹次，也不是沒有機會，中午12點之前給我回個話。”
掛了電話，我壹個人在陽臺上平靜了好久。誰不想做壹個正常人？我決定，我要賭壹把。
我打了3個電話，我爸、我弟，和小風——小風是我發小，我們初中高中壹直在壹起，生病後，他壹直陪著我，幫了我不少忙——他們壹致支持我換腎。
我家全部的積蓄算下來還不到20萬，大家便開始四處湊，這個2萬、那個3萬的，等到了中午，勉強籌足了40萬，我給譚醫生回了電話，就準備收拾東西出發了。我甚至還帶了睡衣——萬壹真就能手術了呢？
下午3點半，壹行人走到匯川大道時接到譚醫生的電話，我以為他催我到哪裏了，忙說：“馬上就到，進城了已經。”
沒成想譚醫生卻十分抱歉地說：“對不起，捐獻者家屬決定臨時不捐了，所以手術做不成了。”我壹時不知該說什麽，譚醫生又說：“妳都到市裏了，要不要過來，我們兩個交流交流？”
來都來了，去聊聊也好。在醫院辦公室，譚醫生跟我講了有關移植手術的各種問題以及費用，我還特意咨詢了回家該怎麽鍛煉好身體，以便隨時等待移植。
隨後便打道回府，下午6點半，車行到了土坪，還有40分鐘就到家了。就在車子爬坡的時候，譚醫生的電話又來了：“妳在哪兒？和家屬溝通好了，還是決定捐獻，馬上來醫院。”
我們都很意外，我告訴譚醫生我們已經在回家的半路上，他有些遺憾，最後還是說：“盡量趕來試試吧，萬壹成了呢。”
於是我們再掉頭往醫院趕，到了已是晚上快9點了。
醫院還是老樣子，過道走廊上都塞滿了病床，護士長正在電話聯系她的手下，為今晚的移植手術配人手。
進去術前談話室，我才看到和我壹起作為備選的兩個病友：壹個滿臉痘疤的小兄弟，十多位家屬陪著他，聽說開的是雷克薩斯，壹個是走路蹣跚搖晃的老伯，快60歲了，只有壹個女兒陪著。
從他們後面的交談中才知，這兩個病人的家屬都是醫院的醫護人員。說實話，這讓我有點沮喪，可能我就沒什麽戲了——不過看兩位病友的狀態，我又自我安慰起來。
簡單的介紹之後，譚醫生的意思是做全部檢查，誰最合適，就讓誰上。
胸肺、肝膽、心電、腸胃、血管、彩超，壹直做到淩晨3點多，倒數第二項胃鏡，因為臨時讓胃鏡室加班，沒有麻醉師，所以做不了無痛。當我和“雷克薩斯”壹起到胃鏡室時，老伯正在哇哇吐。胃鏡確實讓人反胃，老伯低血壓，恰好不會擔心血壓過高發生危險。
我的血壓是140，可能是那天勞累的原因，過高了，“雷克薩斯”比我還厲害，胃鏡師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高血壓做胃鏡的諸多風險，大家都沈默了。過了好久，“雷克薩斯”才沮喪地問：“這個檢查能不能不做？”醫生堅決地否定了他的要求，胃鏡師則十分不耐煩：“給妳們5分鐘考慮，不做，我就回去休息了。”
就在這個時候，譚醫生來了，了解情況後，他說：“這個肯定是有風險的，移植手術風險更大，再說妳們這個病，哪個的血壓是正常的？”
5年的透析生活讓我與現實生活已經隔絕得太久了，我迫切地渴望做壹個正常人。
“我來！”我先站了起來。
所幸檢查都順利，淩晨5點的時候，基本上結果都出來了。
針對術前談話的結果，譚醫生做了評估：“雷克薩斯”感冒加發燒，直接否決了，家屬很失望，聽說他吸煙也很厲害；老伯的檢查結果還可以，但有些低血糖；譚醫生最後確定我為手術對象。
這是我人生的第壹次手術，也是我心心念念這麽多年的手術，我既緊張，又期待。
接下來就是備皮，壹個微胖的中年男醫生來問：“要做手術的是誰？來備皮。”我和他壹起去了旁邊的房間，裏面有壹張床，他指著床說：“平躺上去，把褲子脫下來。”見我長褲脫完，不再動作，又指揮道：“把內褲也脫了。”脫掉後，見他手裏拿著壹把剃須刀，我這才知道備皮是幹什麽的。
為了防止肛門括約肌松弛，我還做了灌腸，伴隨著前胸貼後背的饑餓感，我焦急地等待著通知。
過了大概十幾分鐘，護士領著我們坐電梯下到手術室層，電梯異常地快，壹路上也沒人說話，在手術室門口等了壹會兒，壹位穿手術服的護士打開門把我領了進去。
狹長的走廊裏，兩邊都是壹間接壹間的手術室，像是沒有盡頭。走進手術室，護士讓我躺在手術臺上，問了我壹些基本信息，然後就出去了，留我壹個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
四周壹片寂靜，我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眼前跟放幻燈片似的，過往的人和事，壹股腦向我湧來。想起病時的無助和透析這幾年受過的委屈，淚腺就跟泡在醋裏壹樣酸脹，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我是被人叫醒的，壹睜眼，身邊已圍了壹大圈穿著綠色手術服戴著口罩的醫生護士，我知道手術要開始了。
他們先是讓我調整到睡姿體位，然後就把我的右手綁得死死的，接著往我臉上蓋氧氣罩，第壹次吸氧，我只感覺自己要窒息了，護士應該是看出了我的緊張，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說：“放松，放松，自然地吸。”
接下來，就是往綁好的右手臂上打針插管子，壹切妥當後，護士幫我解衣服扣子，褲子褪去，開始消毒。碘伏讓我感覺很冷，麻醉的效果來得很快，沒多久，我就又昏昏沈沈地睡了過去。
手術時間很長，聽說我是第二天中午12點才出的手術室，當時迷迷糊糊感覺有人在喊我，還拍打我的臉，勉強醒來後還是不清醒，我只意識到自己被搖搖晃晃地推著走，記憶模糊，時斷時續。
我依稀記得，出手術室大門的時候，家人都在門口等我，爸媽、兄弟還有女朋友看到我出來，都圍了上來，手術順利，大家都很高興。
到了第3天，我才完全醒來，手腳被綁著，看到我十分清醒，護士對我交代了註意事項，就松了綁。護士叫我起來走走，可是我還是感覺有點痛。
腹部的導管有血水排出來，積存在引流袋裏，這是好的征兆，全家人當時都很高興——這是我透析5年後，第壹次看到自己的尿。我們買了量杯量筒，記錄每天尿的出量和進量，慢慢的，尿量也越來越多。
可能是高興得早了點，到了第10天，尿量忽然開始減少，我心裏有了不好的預感，醫生也很緊張，開始更換服藥方案，加大了“強的松”和“他克莫司”的量，沖擊了4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膽，生怕剛換的“腎寶寶”（尿毒病人對腎的愛稱）再出問題。由於進出不平衡，我的身體又開始腫起來，不得不再開始透析“拉水”，每天透析壹次。
好在第16天，尿量開始多了起來，慢慢地維持進出平衡。
第21天下午，我終於出院了。
可最終，還是出了意外。
我清楚地記得，準備移植那晚，我在醫院看到走廊裏加的病床上，壹位家屬用傘為病人遮擋住醫院的強光——這位病人在腎移植後身體產生抗體，移植的腎臟壞死被取出後，左眼就壹直痛，睜不開，直到現在還怕光。
出院後的第7天，我的左耳開始疼痛，扁桃體發炎腫大，很痛。由於沒什麽經驗，當時還是抱著忍忍就過去了的想法。直到下午還是沒有好轉，才給譚醫生打了電話，他安慰我說：“不要過度緊張，吃著激素，抵抗力低是容易感冒的。”
可到了第8天，癥狀還是沒有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起來，譚醫生覺得情況不妙，讓我趕緊住院。
住院後，化驗結果很糟糕，控制不住惡化，譚醫生也束手無策，建議我去湘雅醫學院附屬醫院：“我老師那邊技術經驗設備都先進，肯定比這邊有辦法。”和那邊溝通後，他又告訴我說，不用過去了，他的導師坐高鐵過來給我看診。
譚醫生的導師到了後，立馬找來機器給我做穿刺檢查，檢查結果很遺憾——移植腎已經壞死，沒有挽回的余地了——根據我身體的情況和反應，建議立即住院，把剛移植的腎摘除。
“腎寶寶”沒了。
我是出院後，有天翻到住院記錄，才知道我再次住院後，進了3次ICU，被下了3回病危通知書，之前壹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唯壹的印象只有：早上透析，人忽然開始難受起來，冷汗跟泉水壹樣不住地往外冒，感覺汗水辣眼睛，頭發、衣服、褲子都濕透了，身體裏面的血液跟熬幹了壹樣，恨不得把全身的骨頭都取出來，壹根根擦壹遍。難受到人已經恍惚了，不自覺地亂動，家人和護士把我死死按住。
醫生都勸我家人放棄，說“別最後弄得人財兩空”，我爸聽了直接就哭了，眼睛通紅地抱著我媽說：“我不能簽這個字啊，我不能讓兒子到地下還恨我。”
我又想起移植後在病房裏，有個老太太問爸爸：“妳有60幾？”父親笑了笑，沒回話，可我知道父親今年才剛過50歲，這些年，他是用自己的命陪我熬過來的。
十幾天的搶救後，我撿回壹條命，人清醒過來，從ICU轉回了恢復病房。兜兜轉轉卻回到原點，心裏很不是滋味。又聽說，譚醫生後來又做了兩例移植手術，病人恢復得都很好，很羨慕。
我的肺部壹直有感染，只能每天灌氨基酸、脂肪酸、消炎藥，由於脂肪酸濃度很高，輸得很慢，往往壹睜眼就要開始輸，時間長了，血管也硬得跟骨頭壹樣。在病床上躺得時間太長，肌肉都萎縮了，只有頭能動，手腳都像根木頭壹樣。
譚醫生總是壹臉揪心地囑咐我：“只要立馬有點兒好轉，就趕緊多動下，要不再這樣下去，肌肉就會完全定型，真成癱瘓了。”可他這番話，我聽著已經有些麻木了，自從在鄭州大學附屬醫院聽到“尿毒癥”3個字後，我就知道我今後的路只能爬著走。
在醫院躺了100多天，全靠爸媽整日幫我擡腿擡手，按摩熱敷。到了7月中旬，我終於又出院了——雖說是出院了，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仍是搖著輪椅，沿著杭州路去醫院針灸、透析。
是的，我又重新加入了透析大軍。
我依稀記得，2013年9月，我為期1年的休學時限將近。我不想退學，父親也不想讓我退學，可學校負責行政的老師對我說：“同學，妳這病，不是壹時半會兒能好的，學校當然不希望讓每壹個學生退學，可妳在學校，出事，我們就要擔責任。”父親想跟學校簽壹個免責協議，那老師卻說：“協議不管事，真出事，妳們來鬧，學校還是跑不了。”
最後，學校答應我，5年之內可以復學，如果換了腎，還可以繼續來念書。
但如今，這個時限沒有任何意義了。
距離腎移植已經過去1年了，有時在夢裏手術的場景還會出現，我不知道那次體內移植的是誰的腎臟，他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可我還活著，這是壹件很幸福的事情，雖然它是那麽的微不足道，以至於健康的時候，我從未意識到這點。
我不知道我今後能不能結婚，會不會有自己的小孩，甚至我經常向爸媽提起“如果我走在他們之前”這樣的話。我並不想死，雖然它是不可逃避的，可我真的會怕嗎？會畏懼嗎？
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壹直在想壹個問題：幸福並不在於幸福本身，而是在於妳對它的細膩感受、永不知足。
沒有病的話，我就真的能幸福快樂嗎？
作者 | 團缽二
編輯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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