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記得很清楚。在他到場之前，與會的校長、副校長、院長、處長們都在等他。他進場落座後，主持會議的李家俊校長說：現在人到齊了，我們可以開會了。
包括母曉群在內，在座的幾位學生校長助理都感受到了壹份尊重——2012年，天津大學首次面向全校學生公開選聘10人，擔任校長助理，有學生以為這只是壹種姿態，壹場“民主秀”。
競聘成功的母曉群當時對於“校長助理”也不甚了解。據他回憶，那時自己是抱著為學校發展貢獻力量的熱情和對學校行政事務的好奇報了名。
壹年過後，母曉群畢業離校。回望這段經歷，他認為這“絕對是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之壹”。
校長希望他們大膽建議，包括質詢和批評
天大招募“學生校長助理”，初衷是暢通學校民主管理渠道，構建學校與學生之間通暢的信息反饋體系，鼓勵同學們充分發揮主人翁意識。招募啟事發出後，160名學生遞交了報名表，55人進入筆試環節。由於人數較多，筆試分為兩場，最終10人通過了中英文面試脫穎而出，涵蓋了本科生、研究生、留學生等不同群體，年級最低的是三年級本科生。
天津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雷鳴時任學生工作部部長，負責此次招募。她告訴記者，他們最早的創意是“做壹日校長助理”，請同學們體驗壹天校長的工作。李家俊校長提出，“做壹日校長助理”不夠深入。因此改為招募壹批學生校長助理，任期壹年。
對此，李家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原來的想法，更多是給學生壹個機會了解學校的管理，讓他們“知道校長是怎麽工作的”。但他覺得，這可能是聯系學生的壹個非常好的渠道。“他們的接觸面和我們的接觸面不壹樣——他們就在學生中間，我們跟學生之間總是有種隔閡。”李家俊說。
這位校長希望他的學生助理們不做“學生官”，而是能夠在任期內深入學生中做壹些調研，把同學們的意見帶給學校決策層。特別是在學校壹些涉及學生利益的重要決策推出之前，了解同學們的想法。“比如涉及到獎學金的調整、學制的安排，讓他們直接參加校長辦公會，聽聽校長們怎麽討論的，同時也作為會議的正式成員發表意見——這個意見也是記錄在案的。”
李家俊認為，學生校長助理們應該能對學校大膽提出建議，包括提出質詢和批評。
2012年5月，在第壹批學生校長助理們“走馬上任”之前，李家俊跟他們見了壹面。當時，很多同學還是第壹次近距離見到校長本人。同學們在布置會場時，李校長走進來和大家打招呼，給每個同學遞上了名片，請大家隨時與他聯系。
精儀學院學生周南記得，第壹次見面時，李校長叮囑他們，妳們要做真正的助理，而不是掛名的助理，並承諾大家給他打電話、發短信，他壹定會回復。
既要“九樓”又要“飯堂”
壹年任期內對學校事務的參與，在深度上超過了周南的預期。他們會以正式成員身份參與接待到校訪問的貴賓，還會在學校高層次決策會議上發表見解。在校長辦公會上，每當涉及學生的議題，學生校長助理們都會被征求意見。
該校碩士研究生的獎學金以前分為4檔，今年做了調整。在新方案出臺前，學生校長助理們分頭調研，提了不少建議。周南當時就訪問過不少同學，匯集了最具代表性的意見。改革後的方案，他認為比較符合同學們的預期，擴大了覆蓋面。
針對學生宿舍屢次發生失竊事件，天大為了加強安全，打算安裝門禁卡，讓同學刷卡出入。如此壹來，安全性提高了，便捷性則大受影響。在安裝門禁卡之前，幾位學生校長助理去學生中征求了意見，並了解了十幾所高校的做法，向學校提出建議。隨後，該校舉行了全校範圍的聽證會，請宿舍主管部門負責人及施工方代表介紹情況。後來，門禁系統順利安裝。
全程參與此事的母曉群說，這次聽證是壹個“極大的進步”，表現了學校對同學們意見和建議的重視。
不只是學生事務，在學校很多事務上，學生校長助理們都提供了智慧。天大曾公開選聘過壹位副校長，在選聘中，幾位校長助理擁有跟其他中層幹部壹樣的投票權。
就連正在擬定的《天津大學章程》，學生校長助理們也有權“先睹為快”。該校專門開了壹次會，由黨辦、校辦主任肖松山向學生校長助理們匯報章程的起草情況。同學們會前拿到了草稿。
對大學章程制訂過程的參與，讓周南“無法忽視”自身“在這個校園中的主人翁角色”。他說，大學章程的制訂某種程度上就像憲法的制訂，既要有宏觀的思考，又要有細節的界定，對大家是壹個挑戰。他在反復研讀草稿的基礎上，查閱了很多資料，從宏觀和微觀上提出了修改意見。
周南說，作為學生校長助理，他開始學會從“九樓（即天津大學行政樓）”的頂層看問題，體會這所龐大的百年老校的發展戰略以及政策的可操作性，又要不忘“飯堂”裏面那些從自身需求出發的普通學子的聲音。既要“九樓”又要“飯堂”，這是學生校長助理的精髓。從這種獨特的視角，基於對學校決策更多的理解和對於學生訴求更深的體會，更易發現學校的問題所在。
如今，周南的壹個理想是成為“為民請命”的人大代表，能夠改變社會，“哪怕壹點點”。他說，學生校長助理是從最廣泛的熱心學校民主管理進程的學子中湧現而出的，有深入調研了解接地氣的熱心，也有“為民請命”建言獻策的情懷，這壹角色與“人大代表”相近。
周南還認為，學生對於學校的壹些疑慮，常常是沒有機會了解事情全貌、信息不對稱所致，對於某壹問題的看法會趨於偏激。學生校長助理掌握學校信息更全面、更“超前”，在學生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並持有“學生對學生”而非“老師對學生”的姿態，使他們在與同學們溝通釋疑時更具優勢。
另壹位校長助理蘭太吉對此也有同感。他參加過討論宿舍安防設施的校長辦公會，會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安防設施的層級和成本上。他覺得這是件很好的事情，壹定會受到歡迎。但後來發現，刷卡進出比較麻煩，同學們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
蘭太吉說，這恰恰是學生事務的特殊之處，當信息不對等或當事雙方所站立場有明顯差異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問題。青年人多懷著沖動且極易傳染的心態，學生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事與願違。
在自己的任期總結中，蘭太吉感慨：“校長不好當。”他說，就像普通百姓看不慣社會上壹些不良現象都會批評領導壹樣，學生對學校的某些事情不滿意也難免埋怨校長幾句。校長背了不少“黑鍋”。
他提醒自己多壹顆敬畏之心。因為，以前常對壹些自己並不真正了解的事情加以批判甚至否定，認為學校有些事很簡單卻總不令人滿意。但親身體會過後，發現自己的認知如果建立在單薄的了解之上，是有很多不當之處的。“作為青年學生，我想我們時常忽略的，是建立在對具體現實充分認知基礎上的批判精神和建立在責任感基礎上的改造精神。”
蘭太吉也提醒學校，學生事務決策前，調研盡量要再充分壹些，切實了解同學們的想法，“既要註重頂層設計，又要尊重老師和學生們的首創精神”。切不可讓學生覺得自己知道的時候已經做完決定了，那樣難免會有很大的逆反情緒，弄得“好心辦壞事”。
“我和奧巴馬到底誰最有名？”
不管這些學生校長助理們如何自我定位，他們在學生中已經“火”了。管理與經濟學部研究生任遠說，自己的同學都知道他是校長助理。打開社交網站，常常收到同學的提醒，讓他關註學校的某個問題。當然，也有人當面找他們反映情況。
“每當打開自己的微博發現有同學‘@’我們這些學生校長助理時，既有得到認可的欣慰，也有為同學們解決問題、不辜負同學們信任所感受到的壓力。”環境學院學生田川說。
來自海地的留學生沃特誇張地形容：“有時候我想我和奧巴馬之間到底誰最有名？”因為無論上課、去食堂吃飯還是去超市購物，他都有可能遇到朋友或者不認識的人來問：“妳是電視上的那個黑人嗎？”“妳是不是校長助理？”
這位留學生訪問過校內路邊攤的攤主和顧客，了解他們對學校的意見；還調查過校醫院的情況，認為那邊的“基本醫療工具還缺壹點”。他發現這種調查不太容易，有時候，他要給對方展示自己跟李校長和其他校長助理壹起拍的照片，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相對來說，他在國際教育學院對留學生們做調查要容易得多。
沃特說，他的“中國心”越來越大了，也希望繼續有機會“為天津大學的發展工作下去”。他還希望下壹屆學生校長助理們聽壹聽自己這壹屆的故事，這樣可以幫助他們更快地進入角色。
在任期結束之前，周南等幾名同學針對學校民主管理的課題做了不少研究，走訪了很多同學，也查找了歐美高校及國內其他大學的做法，並與李家俊校長做了交流。
無論對他們還是對校長來說，這個課題都遠沒有結題。
李家俊向10名助理簽發了紀念證書。對於他們這壹年的表現，他評價說，這10位助理都是優中選優產生，不僅學業突出，在社會活動方面也有很高的參與的積極性，在履職期間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個制度我們想堅持下去，不斷完善，確實使它成為傾聽學生聲音的壹個重要渠道。”
2013級新生入學後，李家俊跟新生們開過壹次座談會。就在會上，有同學聽說了校長助理的事情，馬上舉手發言：“校長，我要當妳的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