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所謂學者小說並不是什麽佳話，但《圍城》是學者小說，是對《圍城》的歪曲。
“學者小說”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藝術本質的壹種扭曲，無論藝術的本質是什麽，有壹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只能在藝術中找到，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的本質是藝術，而不是別的。但是，“學者小說”體現的是壹種學院派的藝術觀。顯然，這種藝術觀把藝術的本質和生命不是歸於藝術，而是歸於學術。衡量和判斷壹件藝術作品成敗的標準也是看學術，而不是藝術，與之相對應的，在其價值體系中，也有壹個基本前提，就是學者優於作家。這種在藝術之外，而不是在藝術之內尋求藝術本質的藝術觀(如實證主義)受到了很多批評。根本原因是扭曲了藝術的本質，然而說到學者小說的提法，卻沒有人出來批評。其實和把藝術歸於社會生活、自然科學等是壹樣的。，這是對藝術不夠尊重的表現，是對藝術本質的扭曲，是藝術本質觀扭曲的表現之壹。
正是因為這種藝術觀扭曲了藝術的本質，錢鐘書先生對此深惡痛絕，並給予了嚴厲而深刻的批判。對此，鄭朝宗教授的著名文章《文學批評的壹種方法》有著準確的說明。按照鄭教授的說法，《管嘴編》的第壹個“新義”是“光棍不如秀才”。學士包括學者、學究、註釋者等。文人包括詩人、詩人、學者、小說家、戲劇家等等。如《管醉編》說:“文人的智慧和悟性勝過文人的窮究”，“詩人的見識勝過學士”，“詩人的心靈勝過文人的外表”，“文人的讀書勝過文人的讀書”，“詩人的智慧和悟性可以感動，可以解釋儒家經典。
事實上，《管嘴編》的“新義”原是《覃逸錄》的“舊義”。妳不必努力，只要看看錢載在的《魯》，以及錢先生痛罵“文人之詩”，妳就明白了。“詩”是“小說”的對應物。《儒林外史》如此，那《儒林外史》呢？由此可見，在錢的“文學批評”中，所謂《圍城》是壹部文人小說，實際上相當於說它是壹部文人小說，是壹部經典小說，還是壹部家世小說。當然，這不是學者小說家的初衷和意圖，但很明顯，他們的思想沒有經過審視，思想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理論過於幹巴巴，言辭輕率。
按照守舊派文人的通常看法，“學”對應的是壹種名稱，比如考證、背誦等，並不包括文字、篇章形式的天賦，也與基於義的判斷沒有區別。所以，在錢鐘書看來，“書生”的名聲並不“精彩”。這壹點，讀了錢的作品就會感受到。比如他說:“妳不可能通過生活學到任何東西。”:對事物無知，對感情不親近，就像對文理無知；文人醉人，不東倒西歪，諸如此類。而且在他看來，如果學者小說的提法可以成立，那麽數學家小說、物理學家小說、掘糞人小說等等也應該成立。顯然，小說就是小說，不能按照社會職業的劃分來分類或定性。
藝術的學術觀必然導致邏輯上的混亂。所謂“作家需要成為學者”，無非是希望作家多學習，而不是讓作家成為學者。顯然，作家就是作家。妳為什麽想成為壹名學者？如果真的成了秀才，還能寫作品嗎？但諷刺的是，往往有個別作品，加上“學者小說”的標題，似乎價值倍增，讓人刮目相看。作家們自己常常是無知和自滿的，好像他們高人壹等。人們似乎忘記了，有多少文人能寫小說？會寫小說的人往往和不會寫小說的人比較接近，這大概可以歸為矛盾愛好定律。
與學術的藝術觀相反，錢鐘書的藝術觀是藝術化的。而且他的學術觀也是藝術化的。藝術是他文化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他不是從學術的角度看藝術，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藝術，從藝術的角度看學術。這樣看來，事情似乎顛倒了，走到了學院派藝術觀的對立面。
沒錯，錢鐘書是經濟學家，而且是首屈壹指的學者。錢先生的學問是淵博的。世賢以此為幌子，大談錢先生記憶力出眾，讀書驚人。應該說這些都是事實，但從痕跡上看畢竟是表面的。錢的學問紮實精深，但再偉大也是死記硬背，糟粕叢生。和他的聰明相比，學習只是沈澱的渣滓，最多排第二。蓋雪既有靈魂，也有精神:天賦是靈魂，死記硬背是精神；魅力是靈魂，文字的素材是精神。真正的學問是潛移默化的，無形的，神靠秋末，乃宇宙之和。有多少書被引用是驚人的，但不是最驚人的。人們從閱讀中學習，因為他們是開明的，講道理的。道若明了，理若明了，世間壹切讀書之物，所積累之知識，皆可如天梯，不如棄木筏，踢下橋，棄弊而去。古聖甚至說:“早上聽道，晚上就死。”所以錢雖然有學問，但由於他的藝術本體，他最看重的不是學問，而是別的東西。所謂“糟粕非美之精華，精神難寫”。錢最看重的是“丹青難寫”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壹種“藝術境界”，即“錢精神”。
從此，錢先生在處理學術與藝術的關系、知識在小說創作中的運用等方面有了自己的邏輯觀點。《管錐編》明確提出學習只是題材，而只是素材。藝術創作的高水平在於壹切材料都是以形式出售的。那是鶴舞，但我只看到了舞蹈，沒看到鶴身。“體在用，質純而明顯，疊滿煙，流易無定模。”所有的材料都是形式上的出售，如果有主題，就說“聰明就可以努力。”這種境界的學習是什麽？卷軸在哪裏？我不知道它在哪裏。壹部小說不妨來源於學習，但寫完了就要洗掉學習的痕跡。壹旦在學習上固執己見，無論是創作藝術還是談論藝術，往往都是迂腐的。說到建築藝術，我們只問它好不好，不管它有沒有學過。這些道理可以說是題中應有之義。對此，鄭朝宗教授在對比錢鐘書的小說和菲爾丁的* * *同性時，曾經得出壹個結論，兩人有壹個* * *相同的信念，那就是主題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主題的處理技巧；“如果不是，王子桌上的牛肉和巷子裏婊子碗裏的牛肉沒有區別？”
對比錢先生的理論和他的創作實踐(錢鐘書所謂對錢鐘書的解釋，即以錢解錢，就包含了這個意思)，我認為《圍城》的成就在於達到了“藝術高度”，真正做到了“形式上全賣料”。
沒錯，《圍城》裏確實有學習，而且是大學問的。但是，“只有作者才是神聖的。”它不是學問的展覽，也不是無聊的雷克斯祭祀——有許多斧鑿的豁口和未完成的針腳；把創作當成濫用紙墨，奴役文字，驅趕古人，就像是暴力的奴隸，把每個人都當成了自己。它的知識就像蜜蜂以兩種花為味: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花。“博覽群書，匠心獨運，融花自成。它們都有自己的起源和獨特之處。”所以《圍城》不能算知識基礎上的學者小說。就像錢先生說的，留著披肩長發的不壹定是畫家；禿頂的人不壹定是聰明人。同樣的，妳也不能說妳卑躬屈膝，臉頰因為背腫了。在《圍城》的創作中，由於作者認真貫徹了藝術本體的概念，並以此為指導處理藝術形式與學術材料的關系，所以學習完全是為了藝術，是服從藝術的指令而被藝術驅動的，換句話說，作為本體的是藝術，而不是學習。也正因為如此，學習在這裏全部“融化”了。現在已經“融化”了，說沒有也沒關系。所以讀者的見識並不比錢大，但還是能看懂他的小說。如果真的有人在亂世走偏了路，無事可做，那麽把《圍城》、《基於方法的西方小說》乃至《隱喻的來源》壹壹“註釋”是好事，但如果就此斷定是經濟學家的小說(如臺省金舟)，那就是誤用了它的心血。
但是，有人會問，既然《圍城》是有學問的，為什麽不叫它學者小說呢？是或不是，任何定義或命題都必須是概念所反映的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揭示，即對象的本質。定義是壹個對象的最高抽象，也是最後壹句話。關於這壹點，沒什麽好說的了。如前所述，學問不是《圍城》的本質，也不是錢思想的歸依，更不是它的本質屬性。如果不是它的本質，那就叫學者。小說不符合定義規則。還需要多說嗎？大家都吃飯，但“人”不能定義為傻子。
總之，學者的小說觀是壹種學院派的藝術觀，是建立在對藝術本質的扭曲理解之上的，既不符合錢鐘書的藝術思想，也不符合《圍城》的藝術實踐。錢鐘書的藝術思想完全以藝術為本位，不允許用學術或其他東西侵犯藝術本體。小說《圍城》貫徹了這壹思想，是錢鐘書文學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實踐產物。錢鐘書是作家，其次是學者。為了表現這壹點，他甚至承認自己是個作家，但從來不說自己是個學者——看似謙虛，實則自負。在他的價值體系中，作家優於學者，這是他藝術本體論觀點的直接體現。
正在這時，我看到壹封錢的親筆信，上面寫著:“菲爾丁，學者小說，皆出自林，頗不相幹。”小弟於菲爾丁，初不嗜之，即雲學之，似少陵“轉益多師。”比如心理刻畫，不是菲爾丁的專長。如果是學者寫的小說，那就叫薩克雷，喬治，艾略特，弗羅拜，馬塞爾，普羅斯特，還有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如果看到人家有像樣的家具，就歸為‘資產階級’，或者書架上有幾本線裝書和外文原版書，就斷定主人是‘中西合璧’。"
那麽，《圍城》不是學者的小說，是什麽小說呢？嶽:智者小說。智慧高於知識。只有大智慧才能悟出道理，與神相通，化腐朽為神奇，不僅寫壹兩部小說，還能在人生的邊緣做個筆記，最後發出淡淡的微笑，無話可說。我以為《圍城》已經到了這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