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4世紀中葉以來,烏克蘭先後被金帳汗國、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統治。在大北戰(1700-1721)中,被其他勢力瓜分。19世紀,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屬於俄羅斯帝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混亂時期,烏克蘭從1917到1921短暫獨立。烏克蘭內戰後,被迫並入蘇聯,失去獨立。但是在蘇聯時期,烏克蘭自身的發展迎來了黃金時代,是強大的蘇聯最發達最富裕的地區。隨著冷戰的結束,烏克蘭再次獲得了獨立建國的歷史機遇。
當時的烏克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蘇聯時代是糧倉,整體生活水平遠高於蘇聯其他地區。此外,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也很發達。即使是現在,它也是僅次於俄羅斯的歐洲第二大軍事力量。中國的第壹艘航空母艦遼寧號來自烏克蘭。有了這樣的優勢,擺脫了前蘇聯的包袱和西方成功的民主制度,烏克蘭相信很快就會成為歐洲的新瑞士。
然而沒想到的是,民主化之後,烏克蘭經濟災難性,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即使獨聯體其他地區恢復增長,烏克蘭仍深陷債務泥潭——截至目前,其外債已達600多億美元,超過經濟總量的三分之壹,外匯儲備只能勉強維持兩個月。今天,壹個曾經如此富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3000美元的國家屬於第三世界。而且烏克蘭的腐敗極其嚴重。透明國際直接將烏克蘭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評為世界上最腐敗的,排名壹直徘徊在壹百四十名以上,以至於季莫申科很羨慕中國在她擔任總理時打擊腐敗的措施。這樣的國家自然成為世界上投資環境最差的地區之壹(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投資環境排名,烏克蘭在18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37)。
他們沒想到的是,民主並沒有給烏克蘭帶來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相反,席卷全國的政治危機接連上演。西方民主理論壹直主張民主制度能提供最穩定的權力合法性,但在烏克蘭是奢望。當然,仍有許多民主泡沫被烏克蘭危機戳破。重慶事件後,很多自由派人士假裝遺憾說,這麽有魅力的政治家,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絕對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所以民主也是在保護政治家。但是,烏克蘭的政治領導人,被下毒毒死,被莫須有的囚犯囚禁,還有目前被通緝的合法當選總統亞努科維奇。
短短20多年的時間,我們就能把這個稱霸世界的前蘇聯最富裕的地區改造成這樣的模樣,不得不驚嘆西方民主的力量。難怪西方如此熱衷於將這壹體系交給中國(盡管國內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動機令人費解)。
烏克蘭走向民主造成的悲劇,除了民主化轉型必然經歷動蕩並付出沈重代價這壹普遍規律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內外因素。
烏克蘭西部和東部歷史淵源不同,東部與俄羅斯關系密切,對兩個民族的歷史淵源——基輔的俄羅斯公國有著深厚的感情;西部地區曾是羅馬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的地盤,有著濃厚的“歐洲情結”,而且烏克蘭西部相當壹部分是二戰後新獲得的,當地居民對與俄羅斯融合有抵觸情緒。正是因為這個歷史因素,烏克蘭形成了親俄派和親西方派。雙方水火不容,根本無法妥協。當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決定轉向俄羅斯(他50歲才會說烏克蘭語)時,親西方的派系不僅立即抗議,就連西部地區也幹脆宣布獨立。當親西方派武力奪權時,親俄羅斯的克裏米亞也宣布獨立。很明顯,在壹個對國家未來壹無所知的地方,如果要實行民主制度,結局只能是這樣。換句話說,民主根本解決不了壹個國家的重大分歧。
從地緣政治上看,烏克蘭夾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每壹方都充分滲透到烏克蘭的民主制度中,支持自己喜歡的政治力量。結果,民主化之後,烏克蘭開始上演革命,比如著名的橙色革命。顯然,壹個陷入大國博弈的國家,在實行民主時,更容易被大國操縱。由於大國利益的不可調和,烏克蘭民族本身也在自相殘殺,互不妥協。這就是為什麽尤先科被下毒,季莫申科被關進監獄,現在亞努科維奇因被政變推翻而被通緝。
目前,烏克蘭有兩條出路。第壹,放棄西方那樣的民主制度,找到壹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在這裏,俄羅斯和中國都可以被視為榜樣。俄羅斯從十年民主悲劇中醒來,在民主制度的外殼下創立了強人普京模式,不僅實現了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而且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雖然俄羅斯不再被西方承認為民主國家,但與國家穩定、恢復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比,實在微不足道。中國就更不用說了,鄧小平開創的後改革體制:定期換人不換黨,不僅不同於西方社會和阿拉伯社會,也是前所未有的。當然,由此創造的經濟奇跡也成為了這個制度最好的註腳。
第二,烏克蘭如果不想或者不能放棄民主制度,只能壹分為二,解體成兩個國家。原因很簡單,內部矛盾不可解,外部博弈也是零和博弈,民主放大了這兩個因素。原來在這次危機中,亞努科維奇和反對黨達成妥協,簽署了和平協議。結果僅僅壹天就被反對派推翻。也許政黨精英想妥協,但西方不同意,人民也不同意。結果只能是妳死我活的局面。
如果烏克蘭做不到以上兩點,那麽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烏克蘭。這壹次,即使反對派成功推翻亞努科維奇並贏得隨後的大選,危機中的西方也無力提供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只要烏克蘭經濟繼續惡化,親俄派就會借助民眾不滿卷土重來。親西方的尤先科就是這樣被趕下臺的。當然,就連親西方的派系也不團結。尤先科在橙色革命後成為總統後不久,就與該聯盟以及最重要的支持者季莫申科決裂。後來在2009年6月,他說:“我相信,只要季莫申科每周仍穩坐總理寶座,就會把國家引向災難。因為季莫申科是壹個危機,壹個壹切的危機。”
如今的烏克蘭經濟高度依賴俄羅斯,僅天然氣債務就高達6543.8+07億美元。急需輸血的烏克蘭沒有辦法向西方借錢。它想加入歐盟,但當時不僅沒有得到任何援助(只有654.38+0.5億歐元的補貼),而且面臨著極高的加入門檻和高昂的代價。如果反對派執政,俄羅斯必然會對經濟造成壓力,烏克蘭經濟危機將迅速逼近臨界點。經濟危機必然導致政治危機,新的動蕩將會上演。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只是把烏克蘭當作對付俄羅斯的工具,而俄羅斯把烏克蘭當作重要的地緣戰略緩沖。所以西方不會給烏克蘭真金白銀,甚至烏克蘭的亂局也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扮演的角色是“打敗俄羅斯綽綽有余”。俄羅斯為了自己的利益,會全力以赴,否則不會同意烏克蘭推遲償債、支付6543.8+05億美元援助價格、降低30%天然氣價格的措施。
作為壹個中國人,我懷著同情心關心烏克蘭人民的經歷,同時我也不得不回顧自己。我不希望看到烏克蘭人民陷入血與火的混亂,但目前的局勢確實給中國提供了很大的啟示和機遇。
首先,烏克蘭亂局再次證明了中國選擇走自己的路,創造自己的模式的正確性。其20多年的民主實驗未能提供所謂最穩定的合法性,有的只是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動蕩和對立;也未能解決國家內部的分歧,反而成為矛盾和沖突的催化劑,國家的統壹受到威脅;非但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成為障礙;它不僅沒有帶來壹個廉潔的政府,反而成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也未能為政治家提供政治保障,甚至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待遇:季莫申科在獄中被長期虐待,出獄後只能坐在輪椅上。
如果有人想捍衛這個系統,把它搬到中國,先看看烏克蘭。
其次,烏克蘭危機再次把西方和俄羅斯推到了對抗的前線。本來普京上臺以來,就在敘利亞、伊朗、斯諾登等問題上處處與西方對立。現在又加上了烏克蘭,雙方的矛盾進壹步激化和對抗。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加劇。壹方面,他們不再有能力“照顧”中國,另壹方面,他們需要中國的支持。中國外部環境的壓力會相對減輕。特別是今天的中國由於快速崛起而面臨來自日本的敵意挑釁(恐怕日本希望通過壹場外部沖突改變中國內部的政治走向,再次中斷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就像120年前壹樣)。
最後,在兩個外部力量博弈之間煎熬的烏克蘭也需要第三方力量。當今世界,除了俄羅斯,只有中國有能力給予經濟援助。當然,中國的援助是有條件的,但與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相比,這種援助是非常少的:它只轉讓或提供軍事技術。還有壹點同樣重要。烏克蘭危機再次顯示了西方的雙重標準。不久前,波黑也發生了類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因此,西方壹直站在政府壹邊,支持強力恢復秩序。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烏克蘭,西方站在抗議者壹邊,甚至反對黨通過非法手段獲得政權,很快得到歐美的認可。本來烏克蘭既然采用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政權的更叠就只能是選票,其他任何方式都是非法的。顯然,民主等普世價值在利益面前也是可以交易的。只有這個案子打開了,烏克蘭才會成為第二個泰國:沒有人相信投票箱裏的政治權力,只有街頭暴力。
當然,遠遠地看著烏克蘭,並不是指望中國會火中取栗,而是堅定地穿好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十年後,不同道路選擇的成敗,將是誰也無法否認的結局。也許到那時,中國將不再需要考慮國際環境變化是危險還是機遇,是好處還是壞處。因為所謂的國際環境只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