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就壹壹來談談秦始皇的人們所謂的過：
先說說焚書坑儒。焚書坑儒是為了統壹思想，雖然極端了壹些，但是十分有用，而且這是壹個國家在政治上必須做的，也是必須犧牲的，而且秦始皇在焚書之前已經把所有要燒的書全部備份後存如了皇家圖書館中，他的義務已經盡到了，是之後那些農民起義者燒了皇家圖書館，這樣，真正焚書的不是秦始皇，而是那些農民起義軍。所謂的焚書，不是將圖書滅絕，而是將民間的圖書消滅，只有“博士”之類的人才能收藏，可以指責的不過是愚民和使得秦史以外的史料缺失。秦始皇采取李斯的焚書建議，限制各家學說的傳播範圍，約束諸生的言論自由。擺擺威風，嚇唬嚇唬他們。其最終目的是迫其就範，加以利用，並非仇視文化。事實也是這樣，《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雲：“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 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可見秦記、醫藥、蔔筮、種樹之類的書，並未焚毀，而且博士官所職的《詩》、《書》百家語，明文規定不燒。據文獻記載表明，秦始皇焚書時，有些人違令私藏《詩》、《書》等典籍，確實秦統壹六國之後，統治範圍擴大到大江南北，在政令的實施上存在困難，同時就秦朝政府機構的設置上來說秦統治者是無力燒光民間所藏的。“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有可觀。”從先秦諸子的流行至今以及文獻記載來看並不像後世儒生所說的那樣“六學從此缺矣。”其實，真正的經典是無法被焚毀的，在古代口耳相傳，經典已牢固地存儲在學者們頭腦中，只要這些學者不死，經典就不亡。所以不應過分地誇大“焚書”產生的影響。焚書，無疑是不好的。秦始皇的焚書，也的確給中國古代文化帶來很大損失。但是對於秦始皇的焚書，我們不能單純地從焚的觀點上來看。秦始皇焚書，是兩種思想鬥爭的結果，是當時進步思想和反動思想鬥爭的結果，是進步派和反動派政治鬥爭的結果。焚書所體現的是在政治上代表進步的人對代表反動的人的打擊。坑儒是因為侯生、盧生求仙藥不成而“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二人恐懼，在背後罵了秦始皇壹通，便逃離鹹陽。秦始皇得知，大怒說：“今聞韓眾去不報，徐福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及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所謂坑儒，也是儒生誹謗非議找的，坑他們也是秦法的嚴酷使然，至於說殘暴什麽的，好像歷史上殺人殺得比秦始皇多得多的人有的是，秦始皇這麽受到關註大概是因為他殺的是儒生吧。秦始皇最大的過錯就是沒有使經過春秋戰國錘煉而成的秦制得以穩固和傳承。這好比“殺雞儆猴”，犧牲少數人的利益，而保全更多人的利益，而且那些儒生也是犯了欺君枉上之罪，也是必須死的。就思想統治方面，我們可以縱向進行壹下比較，漢武帝，壹旦發怒，殺的人遠不止這些。朱元璋為了他的子孫能夠永保他的大明江山，不止殺了多少人。康熙帝搞個文字獄，由此而歸西的人遠不是百可以計算的。所以我在想：為什麽他們沒有像秦始皇那樣因為那些舉措，而在後世為千夫所指。秦始皇在不完備的理論的指導下，他的統治是盲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於是發現有不同意見就“焚書”，有人抵觸就“坑之”。沒能在根本上和整體上解決問題。然而，這並不是我們所能苛求的。畢竟他的“探索”沒有祖宗遺誌可遵循，也沒有實踐經驗可供參考，也沒有智士謀臣“輔其建德”的建議可采納。他整個兒就是壹個孤獨的探索者，“摸著石頭過河”不幸，他摔了壹跤，落得個“暴君”的罵名。秦帝國的統壹是依靠相對的國力強盛，采用武力統壹的。其間有不少血腥戰鬥、陰謀詭計。在快速統壹後就面臨著如何治理國家的現實。當時除了秦以外六國各有其思想文化體系，不少六國遺族在統壹後利用思想文化體系的差異謀求反對帝國秩序。焚書坑儒的目的就是實現帝國思想文化體系的唯壹性，與任何時期任何統治者的目的壹樣。漢武帝不也是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嗎？李登輝、陳水扁也不正是通過10余年的“去中國化”使得臺灣民意主流發生轉變嗎？可以這麽說，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秦帝國的“文化大革命”無論從時間跨度、所造成的社會動蕩、國力損耗、社會影響後遺癥等方面都要比1966~197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小的多，何來殘暴之說？再看當時的帝國秩序，最危險的人正是被“坑”的那些“文人”，在國家尚未完全根本的穩定前，采用激烈的專政手段就是必然的選擇；如果秦始皇采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式的思想路線以求得天下統壹，那麽那些打著“學術研究”的文人就會把國家搞亂，政令不通——現在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就在這麽幹。
下面我就來說說所謂的法律嚴酷。執行厲法。何謂厲法？本身就是壹個相對的概念。美國沒有鞭刑，就指責英聯邦國家新加坡鞭刑殘酷；英聯邦沒有死刑，就會指責中國的死刑是殘酷的；中國沒有宗教法律，人們聽說阿拉伯國家對小偷處以“用亂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覺得阿拉伯國家執行酷刑。當時帝國信奉的國家哲學——法家學說認為“嚴法以治亂世”，帝國則依據國家哲學制定了相對於六國嚴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網壹樣滲入社會每個角落，甚至每家每戶擁有幾把（軍民兩用的）刀具都作出嚴格規定，同時依靠保甲制度確立了原始的社區制度，並通過連坐法執行了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全國人口普查；而保甲連坐制度更是確保社會犯罪事件的減少，每個帝國基本單元的穩定。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時的帝國亭長（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或街道辦主任）劉邦，劉邦當年負責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飲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騙民眾造反。由此可帝國當年對於官員工作中因醉酒誤事的處罰相當嚴厲（與之相對的是我們現在某縣官員要辦事必須喝酒）。可以這麽說，帝國法律是嚴謹的，其執行也是嚴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現在人們常常困惑於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敗，壹直提倡法律的公正嚴明，那我們又怎麽能夠指責中國第壹位倡導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國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責他的同時，我們是否應當汗顏呢？統壹的法律對當時的社會治理就有益無害。漢代的政論家說秦赭衣塞途，囹圄成市，嚴酷的秦律把社會變成了壹所大監獄。過去，我們對漢初法律不甚了解，因而對這些政論家的言論解讀難免片面。可是，拿近年出土的漢初法律與秦律比較壹下，就發現其實差不多，秦律並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麽嚴酷，因此完全把秦律看成秦代社會穩定的對立物是不合適的。秦始皇在很多場合談到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說“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瑯邪刻石中說“端平法度，萬物之紀”、“除疑定法，鹹知所辟”，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說“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如此等等，都是強調整個社會的運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諸產”）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行為準則。老實說，這樣的思想沒有什麽不對。秦律確實比較細密，但法律細密與法律苛刻不能劃等號。秦律當然是保護剝削階級利益的法律，但秦律也體現了社會建設的思想，這壹點值得研究，尤其要把秦二世時期的殘暴行為與秦律區別開來。
說秦始皇徭役繁重，這的確不假，但是，秦始皇的徭役有很多都是犯了罪的人，而完成壹項工程人手不夠時，他才會去調集別的人來工作。這就像現在發洪水時，要抽調武警官兵來抗洪救災；打仗時，要召集預備役人員或民兵來加入戰鬥。這種方法是可取的，所以不能從這壹點上說秦始皇殘暴，只能歸功於他大興土木。但是話又講回來，大興土木是中國黨政者的傳統。現在許多喊著“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勞民傷財的修建形象工程嗎？甚至許多貧困縣都在修建奢侈的樓堂館所。在歷史上我們提起秦帝國的建築能有多少——長城、靈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宮。長城是典型的軍事壁壘，當時匈奴的威脅實在太大了，必須要有。靈渠是半軍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證了帝國對嶺南地區的統治，必須要有。秦直道相當於現在的高速公路系統，更是國家基礎性設施。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後的地宮，歷朝歷代的帝王對其地宮都傾註心思，何況秦始皇壹代偉人？現在說阿旁宮，阿旁宮相當於美國的白宮、中國的中南海，標著這壹個國家的形象，是國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旁宮不僅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第壹帝國的政治中樞。秦始皇將個人居所與帝國辦公場所、帝國形象工程合二為壹實在是明智之舉，難道我們必須要求秦始皇像現在某縣“公仆”壹樣修建了宏偉的政廳，在修建當地形象工程、個人第壹居所、專攻包養情婦的山莊嗎？
現在說說尋求仙丹。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科學認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們對科學的認知。當年的尋求仙丹就是當年社會上的“科研活動”——中國發明火藥的人不正是煉丹的術士嗎？不是勞動人民（當時勞動人民根本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沒有財力從事這些）。秦始皇尋求仙丹就是為了得到長生術，與現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壹樣的。也就是說秦始皇在某種層面上看就是壹個支持科學研究的帝王，在焚書行動中曾命令不得燒毀關於仙書、占蔔、農業（相當於現在科學技術、醫療、天文、冶金、地理、建築）方面的書籍，這些舉動無疑為中國基礎化學、物理、農業、建築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再說揚農抑商。新中國歷代領導集體始終強調“三農問題”。追溯歷史，中國歷代帝王也同樣強調農業問題，北京的天壇、地壇就是帝王祈禱農業昌盛的場所。秦帝國的元首當然也不例外。有人說秦帝國註重“耕、戰”不對，這種指責簡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國家經濟命脈，“戰”則是國家穩定的軍事保證，而且“耕”置於“戰”前，足以說明帝國對於國家經濟的重視程度。在經歷數百年春秋戰國的混戰後，帝國對子民最大的保證就是人人有飯吃，這也是壹種最基礎人權的保證。但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必然選擇“耕”而非選擇“商”。從社會結構看，“耕”更夠讓人民避免生存危機，能夠安心生活；推崇“商”則是讓人民為了或許的利益而冒險，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而從制度上看，“耕”是壹種屯墾，它讓民眾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壹樣四處奔波。秦帝國揚農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國的穩定，保持社會的穩步發展。我們不能因為現在有些學者對中國“土地情結”的批判，而脫離2000年前世紀社會情況批判秦帝國的經濟政策。相反，我們應當感激帝國重視農業，重視土地的政策，才會逐步產生偉大的中華民族、產生遼闊的疆土、產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華文化。
還有他的窮兵黷武。對秦帝國窮兵黷武最大的“罪證”就是武力統壹、北伐匈奴、南征兩廣。然而這壹切站的住腳嗎？答案是否定的。武力統壹中國的選擇是必然的，當時六國明確不願意與秦合並，就像現在臺灣當局壹樣拒絕和平統壹，那麽任何壹個中華子民都會選擇武力統壹。北伐匈奴，在戰國後期，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對於中原的威脅是今天無法想象的，也許只有60年代蘇聯屯兵百萬在中蒙邊境局勢可與相比。當時匈奴的實力範圍已經達到黃河南岸，今天的內蒙、山西、寧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勢力範圍。那麽為了國家的安危帝國必然與匈奴開戰。帝國非常重視對匈奴的戰爭，委派帝國最傑出的軍隊統帥蒙恬和太子扶蘇指揮對匈奴作戰。戰爭結果是將匈奴實力趕至漠北，帝國軍隊駐防長城防線。僅從戰爭結果看，就可以斷言對匈奴戰爭並不是擴張戰爭，而是維護國家統壹的戰爭，否則怎麽會在勝利之後、國內尚無功亂之際將30萬雄師駐防長城防線呢？至於南征兩廣的戰爭則是統壹戰爭的延續。當年六國中以楚國最強，其勢力範圍兼括現在的豫、湘、鄂、川、閩、粵、贛、皖、蘇、浙、貴等地區，楚亡後壹部分軍隊指嶺南頑抗，帝國軍隊追擊將其擊潰後發現南越土著對於帝國的南疆威脅不亞於匈奴，於是帝國開展了對兩廣地區的統壹戰爭。40萬大軍在靈渠完工後，迅速得到補給並戰勝敵人。至此秦帝國版圖完全成形，也為後世中國版圖建立雛形。
其次，秦始皇並沒有全盤接受法家的社會思想。儒家說統治社會要講禮儀道德，法家講統治社會要依靠法、術、勢，要“愚民”。法家是敵視儒家社會思想的，這在韓非的言論中表現得最典型。但細檢秦文獻，發現秦始皇重“法”但也不棄“儒”。二十八年鄒嶧山立石，魯儒生就參與了議論，泰山石刻中還有“男女禮順”之語。同年瑯邪刻石中講到“法度”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秦始皇還強調移風易俗，創造“廉清”的社會環境，這些都有儒家社會思想的痕跡。
再次，秦始皇有“節事以時”的“民本”思想。新近出土的裏耶秦簡中，洞庭郡守禮在給屬縣下達的公文中說：“田時（也），不欲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此文頒布於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統壹後的次年。公文中強調要盡量使用犯罪之人來承擔徭役，特別是在農忙季節使用老百姓要慎之又慎，如果多加征發，要立即以法律論處。這似乎與我們對秦代濫用民力的印象並不吻合。其實，這種行政風格是始於中央再傳到地方的。如二十八年的瑯邪刻石中，秦始皇就說，國家要“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結合裏耶簡，可以認為這種思想是得到貫徹實施的。
某人說是思想禁錮源於秦始皇，這個有些不顧歷史事實吧，秦始皇好歹還允許保留除六國史料外典籍，而據我所知，孔丘遠比秦始皇做得極端，當時魯國的少正卯講學曾經使得孔丘的學生三盈三竭，孔丘掌握權力後就馬上將人家殺害了，少的言論也因此沒有流傳下來。照這種做法，如果讓孔丘執掌天下，他做得大概要比秦始皇絕得多吧。後世儒生尊奉的是他們祖師爺的做法，而不是秦始皇的做法。要說愚民，孔丘的“民可由使之，不可由知之”比秦制更絕，秦制好歹還讓百姓將官吏作為老師呢。
再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這種罪名安在秦始皇頭上如果不是某人無知，就是存心汙蔑了。秦朝以前的“士”是指“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士，與後世儒生所謂的士紳之士是有區別的。秦朝既然即使燒絕民間的其它書籍也要保留種樹和醫藥的書籍，可見對實用的知識還是重視的，而且士人也可以學習前人典籍，那些典籍可是包括歷史、外交、軍事等知識的，不比後世儒生只能通過讀孔丘限制的那些典籍才能做到“讀書高”。
最後說說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競爭，大部分學說都是為了服務統治者，使得國家富強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實踐與競爭結果，就是最終消滅六國的秦國，而秦國所采用的除了法術外，還有縱橫家、兵家，漢朝即使采用了儒家學說，也是奉行“王霸道雜之”的政策，漢宣帝看到太子迷醉儒術，就嚴肅地告戒過“漢家自有制度，王霸道雜之”，看到太子不聽告戒，就長嘆“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後來果然證明了他的預言。後世隨著儒家統治地位的穩固和絕對，中國也就越來越衰弱了。而儒家呢，儒家的學說是崇尚過時的周制，所以在各國都不受歡迎，即使有孔丘治魯，也是憑借個人才能和外王內霸的法術，而實行周制最堅決的魯國，周公早就預言了它的衰落，後來不是讓齊國滅掉了。
我認為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以下幾點：第壹點，就是扶蘇的死，如果死扶蘇的話，扶蘇即位後就很可能使用真正的儒家思想來統治他的帝國，這樣，秦朝很可能就不會滅亡。第二點，之所以秦朝會那麽快滅亡還有壹個原因，那就是秦始皇身邊只有能戰之將，沒有壹個能諫之臣、敢諫之臣、善諫之臣，這才是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其實在秦朝之後還有壹個朝代的滅亡也是因為當時皇帝身邊沒有壹個能諫之臣、敢諫之臣、善諫之臣，那就是隋朝，隋朝的末代皇帝煬帝其實也像秦始皇壹樣，是壹個有雄才大略的人，就是因為他身邊沒有壹個能諫之臣、敢諫之臣、善諫之臣，所以煬帝走上了壹條不歸路，秦始皇之所以可以打敗其他六國，是因為他按照了商鞅的方法，但是他在獲得更大的壹個國家後，再用原來的辦法顯然不行，但是他身邊確實沒有壹個善諫的大臣，如果在秦始皇身邊有壹個房玄齡或有個狄仁傑，秦朝也不可能滅亡。第三點，就是秦始皇的死，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幾年，歷史必將改寫。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雄才大略古今無人相比，它不僅完成中國統壹，而且從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經濟制度、軍事建設等方面對中國進行了大規模改革。而軍事統壹與改革必然出動壹些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其反彈勢必發生。秦始皇謀定而動，壹方面對反動勢力執行嚴厲打擊，壹方面促進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他也知道自己面對的巨大困難，甚至生命危險——六國遺族公子張良不久在博浪制造了“博浪錐”事件企圖謀殺秦始皇麽？面對險惡的局勢，秦始皇做出應變，安排太子扶蘇參加對匈奴戰爭，增加扶蘇在軍隊中的威望，並要求秦軍精神領袖蒙恬以及蒙氏家族對扶蘇效忠（這也是胡亥繼位後秦軍主力野戰部隊拒絕效忠帝國的原因）；同時命令蒙恬、扶蘇執行在對匈奴戰爭勝利後駐防長城不許追擊轉而威懾中原，機動支援關中的戰略。也許在秦始皇的謀略中，未來的帝國是壹個法律嚴明、軍力強大、國力昌盛、科學先進、吏治昌明的帝國。但是在他正在執行理想建設的時候，生命結束了。而秦始皇更沒想到的是在趙高、李斯的陰謀下，胡亥繼位，逼死扶蘇、蒙恬，帝國大亂，軍隊拒絕效忠。嗚呼，帝國大廈崩潰。
毛主席對秦始皇的評價是：孔孟是唯心主義，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隸主、貴族。荀子代表地主階級。又說：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說空話。幾千年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應該講句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子偉大的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壹個把中國統壹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壹了中國，而且統壹了中國的文字 、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壹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超過他的，可是被人罵了幾千年。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壹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壹派講秦始皇好，壹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壹個統壹中國、統壹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之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壹換，不用世襲制度。
我發現毛主席真的十分像秦始皇，秦始皇統壹中國，毛主席建立新中國；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十年文化大革命；秦始皇北擊匈奴，毛主席抗美援朝……試問，為什麽別人評價毛主席說是功大於過，而秦始皇卻是過大於功或是功過相抵？其實康熙的經歷和秦始皇也差不多，秦始皇加強中央集權，康熙殺鰲拜；秦始皇統壹中國，康熙平三藩、收復臺灣、反擊噶爾丹；秦始皇焚書坑儒，康熙搞文字獄……為什麽康熙也是功大於過，而秦始皇卻是過大於功或是功過相抵？而且秦始皇是他們的先人，並沒有史書供他查閱，也沒有人供他咨詢，他的的確確是壹個孤獨的探索者。
還有秦始皇派大軍攻打南蠻，在興安修靈渠，有可能有開發兩廣地區的想法，在秦甌戰爭中，秦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以及組成，在幾乎所有的史書中都說到秦軍調動50萬大軍在屠睢的率領下進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間訓》中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壹軍塞鐔城之領，壹軍守九疑之塞，壹軍處番禺之都，壹軍守南野之界，壹軍結余幹之水”，但是這裏也有疑問，五路秦軍是同時進攻的嗎？在廣東和廣西的地方誌中記載，秦軍在開始時期是屠睢壹路和趙佗壹路這兩路壹***20萬人馬最先發動進攻。但是那剩下的30萬人是什麽時候才開始加入戰爭的呢？從史書上看，剩下的30萬人應該在前線部隊陷入戰爭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寫部隊缺糧的戰報給秦始皇以前就出動了，因為在屠睢寫的信中說到了自己的“五十萬大軍已經傷亡甚重”，而且根據考證，其中壹路秦軍開始攻擊的是東甌閩越地區（主要在現在福建），這路秦軍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兩廣戰場的壹路。秦軍這50萬大軍到底是那裏的兵為主呢？根據我們湖南等地的地方誌記載，秦軍這次戰爭所動用的部隊還是以以前滅楚國的部隊為主力，但是為了適應南方作戰，秦軍這50萬大軍中也有不少於10萬人的原楚國部隊。百越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則幾乎沒有任何史書有比較確切的記載，只能從部分考古資料中看出百越軍的人數要遠遠少於秦軍，而且當時的嶺南百越基本上為蠻荒之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環境惡劣，所以當時的兩廣總人口數根據考古學家的估計都不會超過50萬，當時能戰的適齡青壯年大致在5萬人上下，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類似“百越土著軍人數僅及秦軍十分之壹”的說法。但是不管怎麽樣，秦軍的兵力是占絕對優勢的，秦軍為了這次戰爭的勝利是不惜代價的。早期中國正史對兩廣記載的很少，因為秦甌戰爭之前兩廣地區實際上是屬於越南屬地，生活的南越人據說都是南越王的嫡系後人。秦始皇滅六國後，北築長城命蒙恬駐軍30萬。穩固了北方邊境後便向南擴張。這篇文章說“秦甌戰爭”動用了50萬大軍參戰，而且全部投入戰鬥。我看不至於，南越的戰鬥力當時完全無法對抗秦軍，秦軍裝備上在當時是極為先進的，防身有盔甲，攻擊有槍、劍、弩、雙馬戰車。軍隊又實行多兵種協同作戰，即有步兵、又有弩兵、還配備騎兵。這樣的戰鬥力在當時對兩廣土著軍的殺傷力可想而知。這樣推斷戰爭初期投入的20萬兵力實際上已經取得完勝，後期的30萬人應該是用於駐守的。而且我看過的書中記載這30萬就駐守在當時的桂林郡。從以上來說，秦始皇並不是單單只是想收復兩廣地區，因為對於那5萬土著軍，不可能用30萬比他們武器裝備更強、作戰經驗更豐富的軍隊來駐守，我認為秦始皇有開發兩廣地區的想法，如果在當時就開發了兩廣地區，秦朝應該就會出現曠世的繁榮景象，秦朝也很有可能不滅亡，如果兩廣地區得到開發，江南地區也應該很快得到開發，至於當時為何沒有馬上進行開發，我認為是因為人力不夠。如果兩廣地區得到開發，這就將成為秦始皇統壹中國這個大功之後的另壹個巨大的功績。
我認為秦始皇的過也警告了他的後人，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功，而且，我認為秦始皇在當政期間也有過這種想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東南之後西歸的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臨死之前，給公子扶蘇留下壹道遺詔：“與喪會鹹陽而葬。”意指要扶蘇從上郡回到鹹陽參與葬禮。這道遺詔在《李斯列傳》中還有“以兵屬蒙恬”及“與喪會鹹陽而立為嗣”諸語，可見遺詔的實態究竟如何很難知曉了。秦始皇有20余子，胡亥是他所愛的小兒子，並且當時就在他的身邊，扶蘇雖是長子，但秦始皇似乎並不怎麽喜歡他，那麽這道遺詔究竟想要表達什麽呢？趙高看出了其中的奧秘。他告訴胡亥：始皇獨賜長子書，是明確表示要立扶蘇為皇帝。胡亥也認為父親的意思就是如此。此後趙高與胡亥、李斯密謀逼死扶蘇並造成秦代歷史的重大轉折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了。從史料的記載來看，秦始皇與他的長子扶蘇之間在思想上並不協調。如秦始皇坑“諸生”於鹹陽，扶蘇就曾勸諫。史書記載，扶蘇“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這與剛愎自用，“樂以刑殺為威”的秦始皇在性格上似乎很不相同。史書又說，扶蘇屢次上書，“議時政”。這種矛盾後來發展到秦始皇難以容忍而把他趕到邊郡監軍為止。既然如此，秦始皇為什麽秦始皇不願意皇位傳給與他性格相同，而且是最喜歡的小兒子胡亥，為什麽在臨死之前又要把他所創立的帝國交到這個與他治術不同的長子扶蘇手中呢？我想，從秦始皇的個性看，他選扶蘇作為接班人的理由恐怕與扶蘇身為長子並無太大關系，決定性的因素在於秦始皇從心裏認識到帝國需要壹位能夠安定天下的統治者，而胡亥及其他諸子承擔不了這個責任。這樣看來，秦始皇是有意圖想將他的過警告給他的後人。
而且，秦始皇確實不是壹個昏庸、殘暴的皇帝，在他由統壹到死的11年中（公元前220—210年），他曾五次出巡全國各地，他並不像隋煬帝壹樣，光第壹次巡遊江都時，隨行的船只就數千艘，同行的後妃宮女、僧侶道士、官吏士兵***計20余萬人，僅挽船的就有8萬多人。秦始皇也不像乾隆壹樣，6次下江南，***花費7000萬兩白銀。秦始皇個人是辛勤地工作著，國家大事小事都要由他自己作出決定。“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記?秦始皇本記》）。秦臣在泰山石刻辭中頌揚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設建長利”（同上書）。
從上文看，秦始皇的功和過已經非常明顯。他的功很多，過也不少，但是很多所謂的過並不能說是過，從整體看，秦始皇還是壹個功大於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