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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黃胄先生的勵誌人物故事

說說黃胄先生的勵誌人物故事

 與黃胄先生相識是在19xx年。當時海軍部隊辦畫展,由於我有參展作品,便到了北京。當時海軍有兩位首長跟黃胄先生的關系非常好,有時候是黃胄先生到首長家來,有時候是首長帶著我去黃胄先生家,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往。

 當時,黃胄先生是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創作員。由於不用坐班,我便經常去他家裏學習。他的家在羊坊店,極普通的住房,印象中是二樓。進門的墻上掛著陳伯達書寫的丈二匹的四個大字“道法自然”,把這堵墻塞得滿滿的。後來,他換上了自己畫的《風雪巡邏》。

 壹位出色的畫家,天賦與勤奮缺壹不可。黃胄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奮。我曾開玩笑說,他除了睡覺之外,手裏永遠離不開竹子,吃飯時是壹雙筷子,其余的時間是抓著壹支毛筆。無論是朋友,還是他的長輩、領導來看望他,他都只顧畫畫,頭也不擡,只是說:“妳好啊!來啦!”從不放下畫筆,更不起身倒茶。

 黃胄先生畫毛驢堪稱壹絕。壹個大的清水筆洗,壹支幹凈的大羊毫筆,就這麽在水裏蘸幾下,飽含清水後,濡壹點淡墨,然後或輕或重,或急或緩,或大或小地,壹個塊面壹個塊面地往宣紙上垛。這個過程,黃胄先生熟練到不需要看畫面,可以隨心地和妳相視聊天。而宣紙的特點是,按下之後每壹塊面間會產生水痕,當那些大大小小的塊面堆垛得差不多的時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紙上,根據畫面上種種形態的淺墨塊面,用焦墨點上驢眼、驢嘴上牽的繩子,再將驢蹄壹勾,簡單幾筆,站著的、躺著的、跪著的,壹群栩栩如生的毛驢就呈現了出來。他像個魔術師,實在是神奇得很!

 20世紀60年代初,黃胄先生已成為中國畫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文革”之前較長的時間裏,中國畫是式微的,以至於很多畫家都去畫連環畫小人書,畫供出口的檀香扇。黃胄先生是個例外。他是壹位出色的人物畫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筆表現新中國的社會風貌,無論是畫新疆的'風土人情,畫草原欣欣向榮的蓬勃生機,還是畫節慶舉國歡騰的熱鬧場景,題材都契合當時時政的需要。他的堂哥梁斌撰寫小說《紅旗譜》時,曾邀請他繪插圖。女主人公春蘭美俏聰慧的形象,感動了許多人。當時在北京榮寶齋出售的在世畫家的作品中,沒有壹件作品的價格可以與他的比肩,齊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壹張,溥雪齋先生的大冊頁5角壹張,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畫60元壹張,而黃胄先生的人物畫則標價在60元至90元。

 即便當時在畫壇有如此地位和聲譽,黃胄先生依舊不自負、不自矜,沒有壹點兒架子,對我這個晚輩也是盡心指導和提攜。每每跟先生去榮寶齋,他總會讓榮寶齋經理將收藏的名家印章盡數拿出,供我觀摩。我拿個放大鏡,壹方壹方地仔細研究,做好筆記。能看到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頭還大的田黃石對章,在當時,實屬福從天降,難得!但我往往得寸進尺,詢問能不能讓我打壹套印蛻,以供我日後研究,黃胄先生的壹句話就使我如願以償,現在想起依舊銘感肺腑。黃胄先生還常帶我去故宮,忘情而真摯地為我講解書畫館裏陳列的歷代書畫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了對高妙書畫藝術的認知,我壹生受用。

 畫,是畫家精神世界的壹種外溢。黃胄先生的畫風,大氣、豪邁,充滿激情,筆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這其實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黃胄先生長相樸實,皮膚黝黑,身板寬厚,也不註重修飾,兩條寬寬的眉毛似兩錠乾隆墨貼在眼睛上方,眼睛炯炯有神,像個打鐵匠。壹次從故宮讀畫出來,黃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單的壹家飯館,那是家夫妻店,店堂很簡陋,我們找了個長板凳坐下吃餃子。這時,老板娘扯著嗓子喊:“門口的大板車是誰的?挪個位置,好讓人家的車走。”黃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餃子再說。”那女店主信以為真,又拉又扯地要黃胄幫個忙。黃胄先生是個樸實且幽默的人,他平易近人,不會讓人感到和他有距離,對上對下、對權貴對小民都壹視同仁,言行合壹。這種天生的質樸,這種不染緇塵的平民氣質是很少有人學得到、做得到的。

 黃胄先生是壹個熱愛生活、忠於生活的畫家,生活於他確如水之於魚,無論走到哪裏,無論看到什麽,他的感覺都是新鮮的、有滋有味的。黃胄先生留下許多寫生畫冊,他對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細膩無比,將人物的性格、生活的美好描繪得既細密入神,又氣勢如虹。黃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生活是他藝術生命中的空氣、陽光和水,生活與藝術,在他身上是融為壹體的。所以他能那麽強烈精準地提煉出那個時代的精神。生活與畫、畫與生活,生機勃勃、活力四射。

 “文革”期間,黃胄先生遭受到的身體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是令人無法想象的。我可能是外地唯壹因他而受到牽連的年輕人。那時我還在東海艦隊服役,部隊要求我揭發先生,我便交代,黃胄從來不與我講政治。領導說,這不算揭發,於是要求我與他劃清界限,將先生贈予我的畫作等如數上交。這些東西也就此“黃鶴壹去不復返”了。

 隨著“文革”的結束,黃胄先生也重獲新生。但由於“文革”期間受到無情摧殘,苦難的生活使他情緒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後期,他的十個手指關節僵硬,已經不能正常地握著毛筆作畫。還記得那是19xx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誼醫院治療,病榻上的他咬緊牙關,將每個手指向後掰,痛得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後,他用手指關節夾起畫筆,看到旁邊《人民畫報》上有好的圖片,就像寫真壹樣畫起來,依舊是當年那個筆不離手的黃胄。

 後來,黃胄先生籌建中國畫研究院,並出任常務副院長,為此,他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籌備過程中,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他送出了自己不計其數的畫作。但因為先生是個純粹的畫家,藝術氣息濃重的他始終不能在政治上遊刃有余,他於中國畫研究院,不過是壹時的過客。黃胄先生對藝術及藝術品情有獨鐘,將傳承文化視為己任,最終創辦了中國第壹座大型民辦藝術館——炎黃藝術館。

 黃胄先生的壹生驚險跌宕,像坐過山車壹般,但他始終懷有壹顆鄉土氣十足的樸質之心。聽朋友說起,曾有陌生人來找黃胄先生,進門就跪下,說:“請您無論如何幫幫忙,家裏老人死了,買不起棺材。”先生二話不說,就給了對方兩幅畫:“到榮寶齋去換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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