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名嬙，西漢南郡秭歸人，漢元帝時被選入宮。元帝竟寧元年（公
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於入朝求和親，昭君自請遠嫁匈奴。入匈奴後，被稱為寧胡閼氏。昭君出塞不僅終止了漢匈間的連年戰爭，而且為促進匈奴社會文化發展和漢匈經濟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根據歷史記載，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漢元帝竟寧元年即昭君出塞之年，其間整整100年間，漢王朝與匈奴長期處於戰爭狀態。連年戰火不僅給社會生產造成了巨大破壞，而且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昭君作為和平使者出塞以後，漢朝與匈奴之間50年左右未爆發戰爭，邊疆地區出現了“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幹戈之役，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生長於長江三峽的香溪，長江文化孕育了她；深居於長安帝都的皇宮，黃河文化熏陶了她；生活於陰山大漠，草原文化成就了她。長江文化、黃河文化、草原文化的影響匯聚於壹身，使昭君文化帶有深刻的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王昭君壹生的豐富經歷使她有幸體會水鄉文明、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鋒與磨合、交流與相融，從而成為溝通中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載體和象征。
昭君出塞受到後人的欽佩和贊頌。2000多年前的漢代，與王昭君同時期的詩人焦延壽就寫詩盛贊和親之舉：“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受福。”（見《四部備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頁）。1961年，董必武同誌賦詩盛贊昭君和親之舉：“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呼和浩特市物事業管理處編《青冢藏墨選》第1頁）昭君出塞，以天下為壹家；自願和親，使天下為壹家。昭君文化現象所揭示的華夏壹統、胡漢壹家，合則兩利、分則兩傷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層原因之壹。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對昭君文化所代表的民族團結文化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和弘揚昭君文化的深刻內涵和歷史意義，充分發揮這壹文化現象所蘊涵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功能。
昭君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十分豐富，已經超出傳統意義上的歷史範疇，包含和融入了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昭君文化現象的本質，是人民對王昭君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認可，事業魅力的贊許，追求毅力的肯定。作為和平使者與民族友好的象征，千百年來，昭君深受百姓擁戴。呼和浩特壹帶有青冢多處被尊為昭君墓，如八拜昭君墓、朱堡昭君墓、南郊昭君墓、達拉特旗昭君墓等等，長年受到群眾的祭拜。史學家們說得好：我們不必辨其真偽，只要看到這麽多地方的老百姓願意和她同鄉，與她同根、同宗、同親，就可以看出她在各族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了。昭君文化所包含的團結合作、追求完美、堅韌不拔、默默奉獻、勇於創新的精神品質，與中華民族團結統壹、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相壹致，是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具體體現。
歷史上，昭君壹直牽動著國人的情愫，受到各個時期人們的廣泛關註。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以來，歷代有關這壹事件的歌詠從未間斷，成為中華文學的流行題材和民族友好、團結***處的贊歌，壹直縈繞在各族人民的心中。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昭君問題的學術討論、昭君題材的文藝創作，甚至以昭君命名的企業和產品不斷湧觀。昭君被譽為“民族友好使者”，昭君墓被譽為“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昭君品牌被譽為“民族經典”。在“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昭君墓所在地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以及昭君故裏所在地湖北省興山地區，逐漸形成了弘揚昭君文化的熱潮。壹批有識之士聯合社會各界的專家學者，成立了內蒙古昭君文化研究會，開展了廣泛的昭君文化交流。
為了弘揚昭君文化，提升城市形象，擴大對外交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從1999年起，呼和浩特市開始連續舉辦旨在“弘揚昭君文化，增強民族團結，促進經濟發展”的面向世界的“中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節”。時至今日，“中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節”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註，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的實踐證明，“弘揚昭君文化”這壹重大課題的提出，順民心，合民意，不僅對挖掘民族文化遺產是壹大突破，而且更加確定了王昭君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通過弘揚昭君文化，迅速提高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知名度，擴大了內蒙古自治區的對外影響。昭君文化屬於呼和浩特，屬於內蒙古，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全人類，因為她所昭示的文化精神符合人類社會和睦相處、***同發展的時代主題。
“昭君文化”是個歷史命題，涉及較多學科，對昭君文化的理論研究是“昭君文化節”的重要內容之壹。當前的研究既要在對史料逐壹考實、糾謬補闕的基礎上，重現其歷史本來面目，增強其歷史資鑒意義和說服力，又要探析“昭君文化”的現實意義，讓昭君文化這朵燦爛、悠久的奇葩鮮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