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不熱衷於純理論的新學科的研究，而面對現實，跟蹤當前的
創作現象，及時作出自己的反應。對賈平凹、王朔作品的評論，對
《九月寓言》、《曾國藩》的藝術分析，對劉震雲、韓少功等作家的
評論，均說明評論與創作的關系改善了，貼近了。在文體研究中，散
文壹直是薄弱的環節。可近年來對散文創作新現象的研究、對余秋雨
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討，也顯示了散文評論不再像過去那樣甘居下遊。
但評論家們愛走極端。當他們不熱衷於純理論的新學科建設的時
候，又有人去效仿思想家做宏觀的文化批評。這種批評，如寫得好，
的確卻能給人高屋建瓴之感，但顯得大而空的，卻很常見。這種批評
的壹大特征是愛用大詞，諸如“全球性”人類。這種“全球性”的濫
用，使80年代風行過的細讀文本的新批評相形見絀。這便造成了批評
與創作的疏離。這就難怪有新的創作現象出現的時候，很少有人作紮
實的研究，不少批評家對此缺乏熱情乃至不屑壹顧。對“新寫實”小
說的分析算是例外。到了1996年，又有批評家提出“現實主義沖擊波”
的問題。這種提法表明了評論家對創作傾向的關註。但這種“沖擊波”
的“旗號”能否在理論上站得住腳，則還待推敲。
壹方面說評論與創作關系的改善，壹方面又說“疏離”，乍看起
來前後矛盾，其實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評特征：批評家對經濟大潮
沖擊下的復雜文學現象把握不透，時而緊跟，時而疏離。疏離的原因，
除有些批評家改變寫作的路線外，還因為90年代的創作不如80年代那
樣，能激發批評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二，評論家隊伍有新的分流和調整。像下海經商、改行寫小說、
改寫文化評論等等，確有壹些實例，但這些，似也不足以證明有些人
所說的在“勝利大逃亡”。至於說學院派評論家都忙於“去碼理論學
術‘磚著’”，造成對當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離，這是典型的情緒化
評論，帶有主觀隨意性。以北京的評論家而論，他們仍寫了許多即時
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學術研究並沒有消弱他們對“文本”的感受能力
和銳敏的洞察力。何況，90年代還湧現了新壹代批評家。
三，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國當代文學史的
研究，從前“十七年”時期就開始了。但那時的研究，清壹色是當時
文學運動的註腳，拒排個人化的審美意識。新時期以來出版的30多種
當代文學史，改變了這種情況。這些文學史，確立了當代文學史的研
究對象和範圍，探討了性質和分期，還對壹些有影響的作家作品作了
定位，使當代文學從現代文學史中獨立出來，成為壹門新興的學科。
但這些當代文學史著作，其缺陷也異常明顯：對當代文學發展的規律
研究不夠，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論的疊加，且忽略了臺港澳文學。
進入90年代後，這種局面有了改變。突出的標誌是首次出現了私
家治史（以往的當代文學史全是集體編寫），這就是洪子誠根據他在
1991—1993年在東京大學訪問期間整理的講稿《中國當代文學概況》
（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版）。此書和他參與編著的《當代文學概觀》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書名幾乎相同。但體系、內容和研究視
角大相徑庭。該書最重要的特點是在處理、“重建”40年來的文學材
料、現象時，不受流行的觀點束縛，敢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學規範”
的性質及其演變作出新的闡釋。具體來說，在論述50—70年代文學時，
描述了從延安時期所確立的“工農兵文學”如何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
以及這壹文學形態的基本特點。下編則揭示了這壹文學規範在80年代
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過程，對中國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熱
情的肯定。在框架處理上，該書沒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組合方式，而
著重描述文學現象的出現、變遷的過程，但又不像趙俊賢主編的《中
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版）那樣以論代史，
而是史論結合，在同類教材中顯得壹枝獨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
書是目前當代文學史教材中最有獨創性的壹種。目前其影響主要在海
外，但相信很快會“出口轉內銷”，促使祖國大陸當代文學史教材的
變革。
在臺港文學研究方面，90年代的臺港文學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業
業寫出壹批有壹定質量的專史，為整合分流的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較
好的基礎。
四，有關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討論———尤其是前者，由學術
界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自發掀起，不少作家積極參與。在長達3年之久的
討論中，正視了世紀末人文精神危機問題，反思了知識分子在精英神
話受挫後重新定位的時代課題。討論的發起人之壹王曉明，曾把討論
者的壹些看法概括為：壹、我們今天置身的文化現實是遠遠不能令人
滿意的，甚至可以說它正處在深刻危機之中；二、作為這危機的壹個
重要方面，當代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狀態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縮，
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匱乏和思想、學術的“失語”，正是其觸目的
表現；三、從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講，就在於喪失了對個人、
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四、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這種普遍的
精神失據，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過程中，由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
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要想真正擺脫這樣的失據狀態，需要幾代
人的持續努力；六、作為這個努力的開端，討論者們特別願意提倡壹
種關註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地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
需求，並且努力地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去實踐這種需求精神，他們用壹
個詞來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這樣壹種精神，它的
實踐就自然會成為壹個不斷生長、日益豐富的過程，壹個通過人性和
差異性來體現普遍性的過程。
這場討論總的說來是在學術民主、自由的氣氛下進行的，充分體
現了知識分子可貴的社會責任感。但討論時由於各人對人文精神的內
涵理解不壹樣，論證不夠嚴密，有大而不當的毛病，且思想交鋒不夠，
因而這場討論陷入了形式主義，與人們的生活世界相脫節，收獲不甚
明顯。
五，媚俗傾向嚴重，標“新”立“後”之風勁吹。壹些批評家熱
衷於拋出諸如新生代、新寫實、新體驗、新狀態、新都市、新市民和
私人寫作等旗號，還有後現代、後批評、後殖民、後崛起、後朦朧之
類的新術語。樹這些旗號和術語，多半是為了壹本雜誌的暢銷或某個
作家群的推出。在商業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時代，文學在走向商品化，
文學批評適當用壹些營銷手段，似乎無可厚非，但提口號和術語總要
有壹定的理論根據，要能符合文學發展實際和作家創作實際。但上述
口號和術語，除少數外，大都缺乏理論的建樹，經不起推敲。
和這種文學包裝化的傾向相聯系的是作家作品研討會的流行和泛
濫。對優秀的或有特點的作品開個研討會，請有水平的評論家來會診，
對提高作家的創作水平無疑有壹定的幫助。但當這種形式被無限地使
用，尤其是搞“有償評論”，使批評家成為作品的廣告商時，這種作
家與評論家的合謀（而不是合作）就不值得贊揚了。
六，不斷出現“文學事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
確立，面對洶湧澎湃的商品大潮，神聖的文學再也神聖不起來，作家
感到了困擾，批評家們陷入了困惑。為了對抗這種商品大潮，更好地
推銷自己的精神產品，評論家與作家（或編輯），不斷上演壹出又壹
出文學“事件”。先是有王壹川策劃的文學大師排座次，茅盾被除名，
金庸等人取而代之的“事件”。到了1997年，則有所謂“馬橋之爭”
事件，作家與評論家、評論家與評論家之間鬧得不可開交，直至對簿
公堂。其實，作為文藝評論，求諸法律判決誰是誰非，不是壹種聰明
的選擇。我們提倡通過正常的文學批評解決問題。要聽得進不同意見，
聽了後可以反批評，另方面也要相信時間、相信讀者，不必慌忙采用
法律手段裁決。
在90年代，還有對謝冕等人主編的兩部《百年中國文學經典》、
《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的爭論或曰“事件”。這幾年，為了適應市場
的需要，壹些選家（編選也是壹種批評）操起了剪刀和漿糊，編了名
目不同的各種“作品選”、“精品選”。而這兩部由名牌大學教授出
面編的“百年文學經典”，將這種“編選熱”推上了頂峰。由於是近
距離觀察，且編選標準不統壹，更重要的是編者以文學史的名義給壹
批作家作品打上“經典”的紋印，因而引起讀者以至入選者的質疑。
由於批評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幹擾，也由於評論刊物紛紛關門，批
評文章只好寄生在報刊上，因而90年代文學批評總的說來顯得靈動、
輕盈，不如80年代厚實、凝重。這除了上面說的和商業營銷術入侵了
文學批評領域外，還受了缺乏理論意義的無謂論爭的騷擾。這種騷擾
有時還發展為傷害性批評。（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