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世紀結束、進入近代的標誌就是文藝復興的開始！妳問的是世界史的問題，當然用世界史的“近代”觀念，而且世界史中近代的壹個特征就是人文主義的興起。所以我從文藝復興開始回答妳的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壹點也不“太多”。
至於到近代結束，對應人文主義的發展差不多是進行到德國的狂飆運動，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歌德完成了巨著《浮士德》。
如果妳堅持要把中國史的“近代”觀念套到世界史上去，那我也回答妳了啊，就是原來答案的第四點。不過這樣做顯然是錯的，牛頭對馬嘴，中國史套世界史，笑～如果這樣，那題目本身就錯了！
附：原來的回答
看看這篇文章：西方人文主義傳統——過去、現在和未來
文章摘要如下。
壹、文藝復興時代
以佛羅倫薩為中心。拉丁文是***享文字。
壹般來說，西方思想分成三種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壹種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點在上帝，人是上帝創造的壹部份；第二種模式是自然的，焦點集中於自然，即科學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壹部份；第三種模式是人文主義的模式，焦點是人，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
這種區分只是可以用多種方式組合的三種傾向之間的區分，沒有嚴格的界線，更不是如孔德的三階段規律的另壹個翻版：人文主義模式超越神學模式、科學模式又超越人文主義模式，因為這三種模式都陸續有代表，繼續發揮影響力，它們之間的關系在競相自稱壟斷真理與不同形式的***存之間搖擺。
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人文主義尖銳攻擊經院哲學的，是它們壹心撲在邏輯範疇和形上學的問題，其抽象思維邏輯推理，脫離人的日常生活。不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並不想用另壹種哲學思想來代替經院哲學，他們只想把經院哲學所忽略的作用復活起來。
人文主義討論中最喜歡談到的話題，就是積極活躍的生活、和沈思默想的生活孰優孰劣？沈思默想的生活不再像中世紀占據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個話題是命運的無常，和拒絕對之屈服的精神。這種要制服命運的決心，產生對人的個性和自我意識的興趣，因此肖像畫、自畫像、傳記和自傳數目越來越多，而且是用寫實筆法，而不是象征或比喻風格。
我們無法回避奧古斯丁筆下充滿罪惡的存在，與文藝復興時期對人的看法之間的沖突。大多數文藝復興人沒有對這沖突困擾，繼續把信仰基督教視為理所當然。
至於少數感到困惑的，可以采取兩條道路：新伯拉圖主義和聖經人文主義，它們以不同方式代表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中的宗教因素。
新伯拉圖主義認為和諧勻稱是宇宙的根本原則，人通過沈思默想這種最高的人類活動，可同這兩個原則求得壹致，這種信念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宇宙的等級層次中，人是創造的中心，同所有已被創造的東西聯系的環節，是屬於物質的較低層次，但仍能夠再提高自己與上帝求得相通。
從新伯拉圖主義很容易走到神秘主義，所以文藝復興對魔術、占星術也很著迷，並有興趣於畢達哥拉斯式數字象征主義、神話及寓言，這都對歐洲的文學藝術產生深刻的影響。
聖經人文主義，就是把人文主義的治學方法應用到聖經的文本、以及教會元老著作的研究。對他們而言，文藝復興盡管以人為中心，但宗教性不壹定就弱。聖經人文主義以北歐為主，也因此，北歐就成為宗教改革運動最主要的泉源之壹，許多基督教人文主義者開始都抱有改革教會的目的，他們認為精通古典研究，並把它用於聖經，是恢復基督教導的本來面目的鑰匙。而且，路德對牧師的中間角色，以及他堅持個人與上帝的直接溝通，很可以被看做是人文主義的自然發展，正如他堅持把聖經譯成各國當地語言壹樣。
日耳曼境內，路德對初生的民族感情有吸引力，但出了日耳曼，其它基督教人文主義者要追隨他，至少得排除兩大障礙：1.路德在放棄教會傳統與信念方面，越來越走極端，最後幹脆與教會決裂。2.路德和卡爾文復活了對人的罪惡本性 的強調；這最後會與人文主義徹底不兼容。
布克哈特有句名言：文藝復興，是在發現世界、發現人。回歸自然、回歸古人，是壹切看的見的景物的模仿者。
他們描繪具體而普遍的東西，把普遍真理與具體經驗結合。
1527羅馬遭到洗城之劫後，那布勒斯與佛羅倫薩繼之遭到圍城之難，接著又是饑荒與鼠疫。意大利剩下最後的壹個***和國是威尼斯，它能幸存是因為善於適應時勢的變化。
當布勒哲爾畫《死神的勝利》之時，早期人文主義對人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對實際狀況的壹種諷刺。這種諷刺會在十八九世紀對進步的信心，到二十世紀瓦解後，再度出現。在這種幻滅中若仍要堅持信念，就得安於悲劇。這就是出現莎士比亞悲劇的背後原因。莎士比亞不再相信勇氣、美德能掌握命運，人所能做的，不過是以堅毅不拔的態度面對他的失敗。
***和國公民精神的失敗，也導引出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他們看待人物，不再如新伯拉圖：像神，或米開朗機羅：像英雄。不過，盡管如此，人仍位居中心。
宗教戰爭期間，不管新教改革、或天主教反改革，都著手壓制人的精神自由，也不再強調今生今世的生活。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按其性質來說，是屬於個人主義的，因此作為歷史力量，它有明顯的軟弱性，而當某些人組織起來把它當作異端邪說或虛妄幻想加以壓抑時，這種軟弱性就更加明顯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他對人的經驗和價值的中心地位，對人的尊嚴的堅持，力量是太大了，它們壹旦被恢復和重新提出，就無法加以永遠的壓制，盡管在十六世紀末要認識到這壹點是困難的，但是未來站在它們這壹邊。
二、啟蒙時代
文化批評家、宗教懷疑派、政治改革派的松散、非正式、完全無組織的聯合，巴黎是中心，法語是***享語言。
啟蒙時代開啟之前，已經有哥白尼與伽利略、培根，探險航海。
宗教戰爭，使所有思想開始跟神學分家。笛卡耳、史賓諾沙，以及霍布斯。霍布斯把道德社會的基礎置於自我保存，最能看出英國內戰造成的焦慮感。
啟蒙時代開始的十八世紀，開始從宗教戰爭的懷疑論走出，其樂觀，是建立在試驗性科學。培根曾在十七世紀時預料到此點，他於1626年去世，結果牛頓誕生了。牛頓生於1642年，死於1727年。大自然開始從神秘中走出，變成可知。
啟蒙運動影響力最大的，是運用自然科學的沖擊力，讓人文學科也脫離神秘的宗教啟示。
洛克：政府是壹種契約關系，信托是可以撤回的。因此幫英國革命提出辯解。洛克反對笛卡耳所說的人類思想來自天生，他認為來自我們的感官印象。他像牛頓發現自然世界的科學規律壹樣，發現人心的科學規律。
牛頓和洛克都是英國人，他們在啟蒙運動第壹期發揮很大的影響力。這是英國比較早享受到自由的結果。
啟蒙時代開始攻擊笛卡耳的唯理論。他們談到理性，都是在談對智力批判性、破壞性的運用，而不是它建立邏輯體系的能力。他們是經驗論者。
因此啟蒙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是有連續性、而不是同壹性的。他們的解決辦法不同。文藝復興仍可把古典思想和哲學，跟基督教信念、對上帝的信任結合起來，或多少互相容納起來，神聖，仍是他們的中心主題。
而啟蒙時期，宗教復興已經失去了勢頭了。盡管宗教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仍舊存在，包括財富、迫害異己、剝奪思想自由、壟斷教育等等。因此啟蒙人士，對教會用盡力量攻擊的。
如今他們可以得到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成功的科學方法，以及批判、懷疑、經驗主義的支持，這種用新的思想方法擴大到人類狀況和人類社會的改造，是壹門人和社會的科學。
而伏爾泰或牛頓，其實都是對上帝虔敬的人。只是他們從人類是墮落救贖的面向，轉到上帝的慈愛，壹種更跟自然宗教（我們或可稱為創造論，韻琳註）結合的觀點。
當然這種批判理性，也就用於權威、傳統、習俗，不管它們是來自宗教、法律、政府、還是社會習慣方面的。提出問題、要求進行實驗、不接受過去壹貫所作所為或所說所想的東西，就是啟蒙時代的方法論與時代精神。
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有雄心，想為人類和社會研究，做牛頓在十七世紀為自然研究做的事，這樣壹個設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他們最大膽、最有影響的思想之壹，已經成為人文主義傳統的壹部份。啟蒙運動成敗參半的紀錄，對後世是有預言效果的。
經濟學：杜爾戈、亞當?思密
孟德思鳩：「法意」可說是現代社會學的啟蒙，對氣候、法律、宗教、治理原則、過去事例、習慣風俗等等形成社會總精神的壹切進行了比較性的研究。盡管這會導致社會決定論、歷史相對論，他卻將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置於決定論相對論之上，而他也違反自身前後邏輯的，堅持反對專制統治，認為它是不合道德的。對英國憲法分析出「分權」的基礎。
在人性的心理和道德分析方面，沒有取得像在社會分析方面那樣多的成功。
十七世紀的理性時代和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最大的差別，就是啟蒙時代推翻理性前提，提出經驗論。
休謨使用理性壹詞，只限於得出思想關連的推論和辨別真假，同道德判斷所關心的行動、價值、動機和感情，都沒有關系。道德的前提，是感情——追求快樂幸福、回避痛苦不幸，我們認可動機行為，均來自感情，而非理性或天啟。任何信念或價值，除了人類經驗，沒有別的。因此要找到最大多數人都想要的幸福。「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比之「契約」，對政治、政府、法律來說，是個更好的基礎。
休謨影響了下壹代的邊沁，他在法國大革命1789年出版的《道德原則與立法工作入門》中提出，立法和制度的試金石，是能否最大限度的增進最大多數的幸福，後來就成為他和哲學界激進份子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鼓吹的立法、政治、經濟改革的動力。
啟蒙時代的新轉折，是魯索。魯索聲稱，從感情、感覺、心靈學到的經驗的教訓，是理性心智永遠學不到的真理，也是唯壹能提供正確行動指導的真理。 魯索刺激了情感的復活和對感性的崇拜。
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也不是自我利益與公***利益的壹致、或功利原則，而是「內心的呼聲」。痛恨文明社會的腐蝕性，要回返自然，人性本善是大自然的意誌，道德來自沒有教化的良心。因此跟人是墮落有罪的徹底對立。
根據他的觀點創作的「社會契約論」，推導而出：主權在民、全體人民，全體人民要盡力表達普遍意願。他是第壹個闡釋人民主權的人，其它啟蒙思想家矚目於開明的君主政體，不信任民主政體。魯索的政治觀點和他的人性論壹致。
鮑姆加登美學史，讓美學獨立出來。
溫克爾曼開創了藝術史。
十八世紀七零年代，在德國出現了狂飆運動，反對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譴責理性主義把感情的自發性、人的個性、天才的靈感從屬於冷冰冰的古典主義理性化規則和不自然的趣味。他們也反對法國霸權。
代表人物是哥德。
另壹個代表人物是赫德。將科學研究的理性方法，跟人類現象研究分開，研究人類，英通過歷史科學：群體和他們的文化，包括語言、法律、文學、宗教信仰、神話和象征、制度等，認為每壹個時期、民族、文化、社會按期特點來說都是獨壹無二的。沒有普遍理想與普遍人性，有的只是多元性，強調個別性、多樣化。
這種知識領域需從內部掌握，透過想象性的同情，把自己放在其活動的人類群體或社會之中。
最後是康德，康德書房中的肖像是魯索。
康德溝通了理性與經驗。他的哲學研究壹樣集中於人，而不是超驗的或自然的世界。人的思考、人的經驗、人的想象力創造。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人的經驗中接觸到的東西，人的思考能力對待經驗不是隨便任意的，而是遵循壹定的模式和範疇，這就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橋梁。
而後出現了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啟蒙運動是思想革命，他的對象是知識分子，除了魯索，對群眾並不信任，但它對舊制度的破壞，使革命成為可能。法國革命主要並不是意識型態的，是很多現實因素的結合，但激進派用了啟蒙運動的思想，把它變成了口號：公民、社會契約、普遍意願、人權、以及自由平等博愛。
文藝復興時代以反人文主義的宗教戰爭做結。啟蒙時代以反人文主義的恐怖統治做結。
三、十九世紀（1789-1914）
理性、自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運用，使這個階段永遠的影響了二十世紀。當時的人相信，讓所有的人的能量徹底釋放，世界會永遠進步向前，充滿了樂觀的心情。
科學替代哲學和收到挑戰的宗教，提供精神上的保障和對大自然的掌握，牛頓當年尋找的「原動力」，被從神學中釋放，而用熱力學第壹和第二定律來解釋。
孔德企圖把自然科學中奏效的方法，應用到社會和道德研究。思賓賽和馬克斯都自稱做到了這壹點。他們得出了可以與牛頓的運動定律相比的壹套決定論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幹預或個人選擇的余地。達爾文則廢除了自然科學與人的研究的分界線。
達爾文的理論基礎是進化和進化過程中的自然選擇過程觀點，這結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與動物等同。
法國：政治上的運用
第壹個預見到平等的要求是無法抗拒的，並且繼續提出民主將會有什麽後果的，是年輕的諾曼貴族托克維爾，1825出版《美國的民主》，從他對美國的觀察，他預見到「為了要保障平等，人們會要求增加國家的中央集權，從而即使出於無心，也會造成新的形式的暴政，他們為了要平等而謀求自由，但是平等越是藉自由之助而確立，自由本身就越難獲得，這適成反比。」「人們越來越指望國家，為他們提供安全，預見到他們的需要而供應他們必需品，便利他們的娛樂，指導他們的工業，規定他們財產的繼承和遺產的分配，只差沒有為他們代勞省得他們思想和生活了。」「或許這正是上帝的意旨，寧可讓全體人類得到程度稍差的幸福，不讓少數人達到十全十美的邊緣。」托克維爾認為擁護自由就是擁護人類的尊嚴，因此他終生致力於參與反對黨、強調分權。但他親眼目睹短命的第二***和國1848-1852 之後，政府被拿破侖的政變推翻，他以拿破侖三世的稱號建立了第壹個全民表決的獨裁政體，第二***和國把選民從二十萬擴大到九百萬，但是新選民心甘情願的把權力交給那個對人人許諾壹切的人，而他唯壹的本錢就是有壹個偉大的名字。他代表了條件平等和暴政權力的結合。
托克維爾因此寫書證明，中央集權化政府機構不是革命創造的，而是革命之前的舊制度建立的，法國革命不但沒有推翻它，反而繼續了它，政權變異，但中央集權的結構依然故我。
社會主義則更往前進壹步。原先社會主義者基於人道主義壹直強調財富和機會的不平等，但馬爾薩斯闡明工資不能調高到超過維持生活的水平，否則任何增長都會因為它帶來的人口增長而抵銷掉。
直到馬克斯才把社會主義放到另壹個不同但堅實的基礎上，他引用的是歷史決定論。其實這基礎跟人文主義傳統正好背道而馳，但馬克斯創造了對待社會和歷史的全新態度，給人類知識壹個新途徑。
德國：藝術上的運用
德國像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在藝術中找到表現途徑，音樂達到了完美的古典形式，把人類的深刻感情和新形式發展中的無與倫比的創新力量做了完美的結合。
哥德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特點。刻意培養平衡與和諧，讓文學和其它學科結合，研究自然科學，用客觀世界來制約過度主觀的時代通病，因著科學研究，也就有了有機體的觀念，不相信機械原理可以用到任何活的東西，也不相信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把有機生命本體存在分解開來。
制約自然中的形式規律，和制約壹首詩、壹支曲子或者壹件藝術品的形式規律是壹樣的。人應當把所有能力——感官、理性、想象力、理解力——發展成為壹種真正的統壹體，他對其中任何壹種能力本身都不信任，不論是想象的、還是抽象的、或者是意誌的。
另壹個代表人物是席勒。
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德國對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以及個人自我修養的能力有著***同的信仰。
席勒特別相信，藝術形式——在他身上自然是詩歌和戲劇——的經驗比別的東西更能喚醒人們，「通過美的晨門，我們進入真的領域。」
德國因著重視自我修養，所以被托克維爾和彌爾批評不關心不投入時局。
洪堡投入教育。
至於施萊馬赫，對日耳曼新教影響僅次於路德。
他提出壹種人文主義觀點的宗教，對上帝的信仰不是通過神學論據或者基督教教條——通過基督的受難而獲贖罪——而是來自個人的人性意識：「個人內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請到時間領域之外去過不朽的生活，不受時間的嚴格規律的約束。」要發現人內心中會起作用的神，也就是人性最崇高的發現，需要有意識通過培養壹個人的內心生活，並在行為中表現出來。這是「感覺的神學」。 （赫德、黑格爾、馬克斯）
英國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英國詩歌的偉大主題。隨著工業化的汙染，這主題更被加強了。雪萊、濟慈、華茲華斯。
柯立芝矯正之前邊沁的觀點，認為邊沁觀點只能用於經濟，但對社會與歷史與文化的哲學，柯立芝強調有機的觀點，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已嚴重忽略了人之身為人的價值。
彌爾非常欣賞柯立芝。彌爾的「論自由」。
如果僅僅強調壹般男女能夠達到尊嚴、善良和偉大的潛在能力，而忽視我們大多數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夠達到人應當達到的程度，那麽，這樣壹種人文主義就是淺薄、說不通的。
小說家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透過小說呈現出醜陋人性與苦難世界。
女作家喬治?愛略特，和詩歌、評論家阿諾德。
評論家拉斯金、莫裏斯對社會中產階級的批判。
壹般稱呼壹八七0到壹九壹四年這個時期是自由主義的頂峰時期是完全有理由的，人文主義傳統對此做了不少貢獻。但是此後它就喪失了繼續成長的力量和氣勢。貿易保護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紛起。
四、二十世紀
1883年，丹麥批評家布蘭迪斯（George Brandes）出版《取得現代突破的人們》（Men of the Modern Breakthrough），從此「現代」壹詞流行起來。 尼采激起對非理性的著迷，伯格森的直覺主義、索列爾的暴力說、弗洛伊德對無意識和夢境的探索。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崇拜，進行各種試驗，壹場感官的混亂。這壹切都對人文主義傳統造成混亂，因為沒有客觀性對主觀性的制約。
瑞典戲劇家斯特林堡（1849-1912），劇中的人物：「 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比以前更強烈的歇斯底裏、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代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壹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壹樣。」他自己的人生也是壹場地獄危機、壹場精神崩潰。（他影響了伯格曼）他的讀者群在戰後大量出現。
簡而言之，開始出現異化、無連續性、非理性、分裂化、經常絕望的世界觀，來代替理性、樂觀與秩序。
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是不能分家的，否則各自都有偏狹化的危險。
現代社會學的兩個領袖人物，塗爾幹按照法國理性主義傳統，對歷史表現出不信任，偏向以定義和分析來進行研究；韋伯則按照德國的歷史主義傳統，對定義表現出不信任，偏向於根據歷史情況來進行理論探討。前者是讓社會學變成實證理性科學，要讓社會學超脫歷史人文的主觀性，後者則是要將它與歷史人文結合起來。
宗教心理學：威廉?詹姆士，容格
心理學：弗洛伊德、阿德勒
現代藝術文學透過他們的新形式，實現雙重革命：壹是承認人類的分裂本性和非理性因素，在個人生活和社會所起的作用，二是承認意識的破碎性、經驗的曖昧性和真理的相對性。
於是，構成人文主義的新版本出現了。
但文人主義的核心要素不變：那就是1.人為中心，2.人有價值與尊嚴，為了讓人有價值與尊嚴，需透過教育和爭取自由，讓人有選擇能力與意誌自由。3.重視思想，既不讓思想孤立於社會和歷史背景，也不想簡單的歸因，不管是歸因於階級利益、經濟利益、性或其它本能沖動。
理性既成為人文主義的核心，也成為辯論的主題，它壹再被拿出來辯論：到底它的範圍和成就是什麽？魯索和哥德就已對過份高擡理性提出質疑了。極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有違人文思想所需要的平衡性。
人文思想核心要素的三點，都不妨害人文主義擁有宗教向度。歷史以多次證明教跟人文思想的結合。人文思想跟宗教最不同可畫出界線的地方，其實不在世俗性，而是在人類墮落的理論、和人文主義對人類能力的信任。這兩個極端的例子，顯現在神學家巴特堅持人和上帝之間沒有通路、和羅素堅持人類必須完全依靠自己，在對人類充滿敵意的宇宙中，為理想奮鬥，也只有理想是值得尊敬的。
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充滿宗教與人文思想的結合。從伊拉斯膜斯的人文主義治學方法，到自然宗教、感情宗教，甚至會跟不可知論結合。
人文主義的價值觀，和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史懷哲的尊重生命、馬丁布伯的我—妳關系，全都兼容，甚至是他們哲學思想中的必要成分。
任何形式的人文主義者，若相信宇宙中存在壹個比我們自己偉大的力量，並可以指望他給我們幫助，就結合了宗教信仰。
二十世紀的人文主義還要面對的另壹個大課題，就是它跟科學之間的關系。研究人永遠不能等同於研究人的生理載體。 最初由維科提出，而後伏爾泰、卡西爾等德國思想家，到克羅齊、柯林烏發展的觀點，壹再提出自然世界以外的人類文化世界，它需要用人文學，也就是社會科學來掌握和了解。哥德主張的平衡，正是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統壹。
二十世紀人文主義面對的未來，正是需要把這種大分家的情勢結束，二者結合、又能不失各自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五、人文主義的未來
在十九世紀八零年代到二十世紀三零年代之間，壹種新版本的人文主義開始出現，打破了較早時期的樂觀假定，認為出發點應該是承認人性的雙重性質，承認個人和社會身上的非理性力量，這是由易蔔生、弗洛伊德、韋伯這樣的先驅者早就闡明了的。
任何壹種關於人的哲學，在經過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沒有壹種能保持完整無損的，同人文主義的觀點壹樣，基督教、馬克斯主義、科學的觀點都是這樣，都要經過壹番鬥爭，才能認識到這壹歷史時期的經歷所揭示的人類苦難的深沈和人性邪惡的不可測。因此勢必會有新版本出現。
有人宣稱人文主義是屬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階段的壹種意識型態，但這種情況只在人文主義歷史中的某個階段出現，不僅古代世界的人文主義、或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都無法套入這種說法中；它還明顯忽略掉人文主義中對經濟個人主義的批判態度，這種經濟個人主義，終於在壹再被批判後，出現了政府幹預的政治綱領。
因此實在沒有理由把經濟個人主義，和具有根本意義的人的個體性等同起來；而後者對人文主義傳統具有核心意義的重要性。個體性並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相反的，按照人文主義的觀點，社交的沖動、發展人際關系的願望、關懷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屬於某個人群團體的需要，這壹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些要求，個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
與別人結合在壹起采取行動是人類最大的潛在資產之壹，人不僅是各有不同特性的個體，而且是社會的存在。
六百年來人文主義傳統代表的東西：拒絕接受決定論或簡化論的關於人的觀點，堅持認為人雖然並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種程度上仍掌握著選擇的自由。但是人文主義態度並不保證大家都會做出好的選擇，正確的預見結果，或者避開災禍，而只保證，如果我們能找到勇氣和意願來作選擇，那麽仍有很多選擇供我們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