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走在政策的前面，說說容易做起來難，萬壹政策有所變化怎麽辦?
溫州人：如果妳經常關註，了解政策的動向，就能夠及時地抓住政策的變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實施，個人創業多了壹條新途徑。當天，溫州市民王先生率先註冊辦理了工商營業執照，成立了全國第壹家“壹人公司”。截至2006年8月底，溫州的“壹人公司”達到239家。
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制約經濟的發展。如果妳經常關註政治，了解政策的動向，就能夠及時抓住政策的變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有人說，溫州人只會做生意，事實上，溫州人更具有經營的頭腦，哪怕是辦學，溫州人也是用經營的頭腦在思考。
1999年下半年，溫州商人周星增與幾個朋友及溫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同投資3億元人民幣，要在浦東康橋開發區興辦上海建橋學院。
這是上海第壹所由外地人投資興辦的民辦大學。學院占地438畝，規劃建築總面積20萬平方米，招生總數為8000人。學院於1999年10月25日奠基，不到壹年，第壹期4萬多平方米的教學大樓主體工程和學生公寓、綜合服務樓等輔助配套工程就竣工了，並成功地進行了首屆招生，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簡直是壹個奇跡。
周星增1983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貴州工學院工作，後又被調回老家溫州大學任教。1992年，他辭職下海經商。1999年7月，他又決定棄商辦學，到上海辦壹所大學。
當時，周星增並未獲得政府的許可，只是與當地政府簽訂了壹個意向書，便開始興建教學大樓。如此大膽的舉動讓許多人都感到很費解，但是，周星增卻有自己的想法。
周星增說，自己在工廠裏幹過，搞的是低壓電器。國家對低壓電器產品實行許可證管理，沒有許可證就不能生產，可是要取得許可證，又必須有生產做基礎，沒有生產，永遠也拿不到許可證。
於是，精明的周星增把這個理論運用到辦大學上去，先不問好辦不好辦，而是先買地、先基建、先蓋樓，把需要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然後再到上海市教委處去審批。
“若是不先搞辦學的必備條件，那就永遠也批準不了!”周星增說。
辦學必備條件有哪些?
壹是壹定的規模。周星增壹下子就征用了200畝地，第壹期工程建築的面積就多達5萬平方米。
二是足夠的資金。周星增和南匯康橋開發區簽訂了投資2.5億元辦學的協議書，並馬上把500萬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專用賬戶，其他幾千萬元則投入到征地基建中。
三是優秀的校長。周星增聘請了剛退休的上海廣播電視大學校長、教育管理專家黃清雲。
當上海市委副書記龔學平聽說有個溫州人在上海辦大學時，感到有些吃驚，專門和市政府的幾個領導壹起到現場考察。
龔學平問：“妳沒等批準就動工，萬壹市裏不批，這上億的投資可不是鬧著玩的。”
周星增答：“市裏不批，壹定是哪些地方不符合標準，我堅決改正還不行嗎?我相信上海的領導還是通情達理的。”
龔學平問：“第壹年準備招多少學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龔學平笑道：“民辦大學第壹年招生，中國沒有超過1000人的，上海沒有超過300人的。”
周星增答：“等我超過1000人，請您再來恭喜我。”
龔學平對這次考察很滿意。
結果，周星增不到壹年就造出了壹所上規模的高校，有4萬平方米的高標準教學大樓、學生公寓和綜合服務樓，以及400米塑膠跑道的標準運動場等等。2000年9月首次招考，建橋學院報考人數高達5300人，錄取了1352人。
2001年4月份，經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建橋學院又被破格列入國家計劃內招生序列，成為了上海市第4所列入計劃內招生，並擁有獨立頒發大學文憑資格的民辦大學。
2003年7月，學院首批畢業生1000多人，就業率達到91％。
目前，學校的在校生已經達到7000多人。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不只壹次地稱贊周星增：“建橋是壹條鯰魚，把整個上海的民辦大學都給帶動起來了。”
亞龍企業董事長張文榮說：“溫州人就是肯冒風險，敢走在政策的前面。”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充滿了作為溫州人的自豪。
事實上，商場上總會有判斷失誤的時候，如果總是害怕失敗，就不可能放開手腳去做。只有看準時機，領先壹步，才能搶占先機。
張文榮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從小，他就受到溫州人“男孩從小要有經濟獨立的意識”思想的熏陶。14歲的時候，張文榮就在他人的指點下在街邊開始賣冰棍，正是這不起眼的冰棍生意，讓他賺到了第壹桶金。
17歲的時候，張文榮已經成為了壹個真正的商人。他憑著自己在商場上的實踐經驗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在市場中尋找著商機。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計劃經濟時代。這種特殊的經濟體制導致了物資匱乏、信息不對稱，精明的張文榮立刻就發現其中蘊藏著大量的商機。
有壹次，張文榮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個地方賣的夢特嬌牌T恤特別便宜，而當時的夢特嬌服飾非常流行。於是，他趕緊帶著錢跑到了福建，做起了服裝生意。
3個月後，張文榮凈賺10多萬元，而在當時的中國，萬元戶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面對商機時，精明的張文榮往往是不惜代價的。
有壹次，由於日本生產廠家停止了供貨，本田摩托車在溫州壹下子漲到了壹萬塊錢壹輛。當時的張文榮正在黑龍江做買賣，他發現黑龍江還有本田摩托車在賣，但是數量也不多了，只有五六輛。於是，他把這五六輛摩托車全部買了進來。然後，張文榮拿著大量的現金在黑龍江馬路上尋覓，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車他就攔，並原價買進。
3個月後，張文榮在馬路上購進的本田摩托車就有600多輛。然後，張文榮把這些舊車修整壹新後賣到了溫州，結果平均每輛車就能贏利壹萬元。21歲的張文榮眼光已經放得更遠了，他決定到上海去發展。1986年，他來到了上海。
壹到上海，張文榮就發現馬路上的廢銅滿街亂放，而在溫州，銅卻是極其缺少的。張文榮馬上就找到了商機，於是做起了廢銅生意。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及上海經濟環境的好轉，張文榮的事業越做越大。
1988年，張文榮看準了城市發展對電纜需求的提高。選擇了上海電纜廠作為合作夥伴，從而成為，上海小有名氣的“電纜大王”。
1997年，他出資1000萬兼並了國有企業——浦東電纜廠，並擁有了自己的實業公司。現在張文榮的亞龍集團的經營範圍包括銅材、電纜、教育、醫療、綠化工程、房地產等，總資產超過6個億。
還有壹個最經典的故事：
1991年10月，當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相當壹部分地區還是壹片希望的田野時，精明的上海人就很有耐心地等待著政策的不斷出臺。
就在這時，比田間機耕道強不了多少的楊高路上，兩位操著上海人誰也聽不懂的溫州方言的中年漢子，像勘察隊員壹樣在四處張望、畫畫寫寫，整整5天，從最南端的楊高路走到最北端的高橋。隨後，他們悄悄登上海輪，回到了溫州。
過了兩天，他們提著裝有65萬元巨款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了上海，叩開了壹個又壹個單位的門。
令上海人詫異的是，兩位溫州人所看中的不是沿馬路的門面，而是在浦東嚴橋鄉，離楊高路有30米之遙的壹間倉庫。精明的上海人竊笑這兩個大傻瓜。
可溫州人自己心裏有底。根據掌握的情況，他們認為，楊高路要麽不改造，壹改造必是6車道、8車道無疑。到那個時候，這就是壹筆大財富。
經過努力，溫州方與上海方達成如下協議：上海方以地皮做為投入，溫州方出資，將倉庫改造成活動房或店面，由溫州方經營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變。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兩位溫州客所料：1992年春節，鄧小平南巡時在楊高路留下足跡，緊接著，耗資8億多元的楊高路改道工程被列為上海頭號工程。這兩位溫州人就是陳氏兄弟，他們在這次投資中至少可以掙到兩三百萬。溫州人的政治嗅覺是非常靈敏的，只要政策壹變，溫州人馬上就作出反應。
1979年，溫州金鄉的壹位做小五金生意的葉老板看到“國內高考恢復”的消息，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機。他發了壹封封的業務信到全國各大高校，希望為各大高校制作校徽，不久，葉老板果真收到了高校的訂單。如今，溫州金鄉已經成為“紀念章之鄉”。
1985年的壹天，國家允許個體戶辦廠的文件下達了。鄭秀康上午知道這個消息後，下午就去註冊了鴻盛皮鞋廠，並註冊了鴻盛商標。於是，鴻盛皮鞋很快進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如今的溫州，市委機關報《溫州日報》的銷量是當地最好的主流媒體之壹，報紙的大部分訂戶是個人，主要是民營企業主。
溫州人在搶占商機方面非常迅速，他們總是能從壹些看似平常的信息中嗅到商機。
比如，教育部要頒發教師證了，訂單被溫州人搶了；郵電部要印特快專遞信封，訂單被溫州人搶了；香港回歸要給警察換警徽，訂單被溫州人搶了；美國海陸空三軍要在軍服上做軍徽，訂單還是被溫州人搶了……
正是這種靈敏的政治嗅覺和領先壹步的膽識，才使溫州人在生意場上百戰百勝。
溫州人語錄：
溫州人就是肯冒風險，敢走在政策的前面。
——亞龍企業董事長張文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