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44年明朝滅亡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相距長達196年，然而在這近二百年的時間裏，滿清貴族統治的中國走了壹個漫長而無謂的“輪回”。而這次輪回點對於二百年前的區別在於：壹個國家和民族長期被動挨打受奴役的噩夢剛剛開始，在整個地球上，華夏民族開始淪落為壹個長期受宰割、受壓迫的巨大整體。
滿清的目光、胸襟與手腕
是什麽造就了這壹不爭的事實？盡管在進入新千年中國的當今，歌頌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紅大紫，歌頌那個時代的電視劇在輪番熱播，大量的官員和民眾也在喋喋不休劇中人物的爾虞我詐和翻雲覆雨，但我仍願意站出來潑出壹盆又壹盤的洗腳水：這應該是壹個被基本否決的時代！同時，我們也應該冷靜地回憶和分析，這樣我們才能弄明白：這世界歷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這西方世界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二百年，大清國到底在幹什麽？中華民族為何走了壹個“圓”？
在當今不少人對康熙雍正乾隆們所謂“政績”、所謂 “盛世”、所謂“千古壹帝”而嘖嘖稱嘆喋喋不休之時，我願意充當壹個不受這些人歡迎的角色，去潑臟水，去揭膿瘡，順便再向這些文化群小們當頭棒喝：壹群當不夠奴才的混蛋！ 極端自私的專制讓國家民族沒有機遇 我覺得，滿清統治者整體上的“憂患意識”比較強，只是這“憂患意識”首先考慮的並不是國計民生和國富民強，而是將壹姓壹族之私淩駕於國家民族之上，關註的只是如何讓其滿清政權“穩定、穩定、再穩定”，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國家民族的歷史發展機遇也就必然接二連三地“濤聲遠去”了，正可謂極端自私的專制讓國家民族沒有機遇。
唐宋以來，造船航運業壹直是中國的強項，然而到了清朝，中國造船航運的步伐大大停滯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為了“穩定”――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當然，“無許片帆入海”的原因是為了“穩定”，因為那些不肯歸附的、繼續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國的漢人，大多與大海有關，與帆船有關。
順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厲行遷海政策，為配合消滅海上的抗清勢力，拿出了“堅壁清野”式的絕招：清庭命令濱海居民遷移內地，還派出大量的官員到各地監督遷移，結果從遼東至廣東的萬裏海疆，沿海居民被強行內遷三十裏，史書上描寫當時的境況是“燔宅舍，焚積聚，伐樹木，荒田地，婦泣嬰啼，流民塞路，民死過半，慘不可言。”然而，為了“穩定”，滿清統治者顧不得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這壹年應該是廣大清朝漁民們歡欣鼓舞的壹年，因為這壹年全國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繼幾年前平定以吳三桂為主的“三藩之亂”後，與過去的壹年攻取對岸的臺灣，消滅了割據那裏多年的鄭氏政權。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並不順利，清政府陸續出臺了很多的條條框框，如不許大船出洋了，不許商船往南洋呂宋等處貿易了，不許將船賣給外國了，不許多帶口糧有越額之米了，以及出洋後不準留在外國了等等。為了令行禁止，請政府派出派水師巡查，違禁者嚴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極重，如對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買船之人皆立斬；而對所去之人留在外國的境況，他們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同時行文外國，令其將留下之人抓捕後立即斬首。
壹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壹年嘉慶皇帝傳諭到泰國國王那裏，禁止再由中國商民代該國商船營運。因為泰國人不習營運，所以多雇傭福建、廣東壹帶的人駕船。將泰國的東西運到中國的港口，返回時再帶走中國的貨物到泰國。但就是這樣壹種今天看來兩好、雙贏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為什麽阻止呢？我鬥膽推測：是顧及大清朝的體面，還是對漢人和他國異族有所防範？費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國問題觀察家，他在詳細論述了滿清統治現象後這樣結論：“歸根到底，他們是傾向倒退，眼光向裏，防守和排外的。”在礦產業方面，滿清統治者的做法與航海貿易極其類似。
其實不光航海貿易和礦產，其實很多事物如能正常發展，都可成為突破口，進而成為民族自強的壹種機遇。如1840年代的英國之於羊毛紡織，結果就成了其工業革命的導火索。但是，滿清統治者絕對不要什麽革命的導火索，哪怕從此這個民族壹躍會跳入龍門！不，滿清統治者們夢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遠跪著時刻願為其肝腦塗地的億兆臣民，永遠舒舒服服地當著那被擁著、擡著、呵護著的“主子”。
這裏面比較有趣的，我想說說鳥槍這件事――
鳥槍這東西，到了乾隆時期其制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壹些地方設立了“民壯”（大約是民兵壹類）以協助軍隊，民壯們的武器不似軍隊壹樣要求規範壹致，於是有人已打上了鳥槍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國停止民壯演習火槍（鳥槍）。起因就是山東剛剛有人造反，幸虧他們沒有鳥槍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滅。
但鳥槍的威力是顯而易見的，於是壹個叫高晉的總督上奏請對武舉考試進行改革――將舞刀改用鳥槍，以中靶多寡定成績。這真是壹個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慮”後卻否定了這個建議，不許武科改用鳥槍。他傳諭說鳥槍是制勝要器，民間不宜演習多藏。他舉例便是上面山東的那個例子，繼而說如武科改用鳥槍，武生必將時常學習打靶，民間私買火藥、鉛丸的事兒就難禁止了，天下也就難管了。於是“高晉所奏，斷不可行。”
細想起來，乾隆說的的確有理，國家的“穩定”也的確應該限制鳥槍。但他的這種“深思熟慮”顯然是針對了國內，而對來自國外的威脅則沒做什麽考慮。這恐怕就是幾十年後中國與英法軍隊對陣時，我們從歷史電影裏痛苦地看到：在對方的槍擊下，徒有忠勇愛國之心的清軍將士如鐮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軍能夠擺出的還擊樣子，除了那類似於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藥射程極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數千年的弓箭和刀劍戈矛了。我想，這壹點，也許乾隆未曾料到。進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後悔，因為此後其滿清的王祚畢竟還延續了60多年。
在滿清統治者看來，危及他們政權的還有甚於“鳥槍”的，這就是漢人知識分子裏少數人的異端思想，有了這些思想將必然生出反骨，於是便有了壹系列的“文字獄”，便有了無數株連無辜、驚草木而又泣鬼神的 “殺無赦”。滿清統治者對異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實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莊廷龍（加金字旁）壹案，但文字獄的真正興起則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滅南明永歷政權、平定三藩和滅亡臺灣鄭氏集團這些玩“槍桿子”的對手後，讓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擊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時時冷言譏諷滿清出身與時政的“筆桿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獄起。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麽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書籍，只是因為采用已死去的壹位明朝遺老書中所載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歷年號，就被檢舉揭發，為康熙大帝所怒，結果在兩年後被橫屍街頭；而那位死去的遺老即方孝標也沒逃厄運，被戮了屍，還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牽連，其中就有因此入獄而寫出《獄中雜記》的方苞。
更為著名的文字獄便是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案了。與上案雷同的地方在於，呂留良同方孝標壹樣，同是明朝有節氣的遺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對滿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後多年才由他人牽連案發的。只是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極富壹些戲劇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來口誅筆伐來批評指正和引導，以顯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這壹手並不高明，甚至連他的兒子乾隆看來都覺得裏面的漏洞不小，於是雍正當時發往地方政府的雄辯大作《大義覺迷錄》被收回了，於是當時“被貓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來，還是照殺不誤。
根據史料上記載，清朝文字獄眾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還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勝數。案中被株連的人眾多，遭受的處罰也讓人大開眼界。如死人被開館戮屍，活人被淩遲、斬首、絞死，親屬遭遣戌，婦女被入官等等。這裏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牽連的無辜。其實滿清統治者們也未嘗不知道裏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題“惟民所止”被誣為就是“雍正無頭”的考官，如隨意題詩“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秀才，如自號“古稀老人”但不知此號已被乾隆皇帝“專用”的官員，盡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聲動天，盡管眾多的旁觀者們也覺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殺無赦”，他們要的就是“寧肯錯殺壹千不讓壹人漏網”式的“震懾力”。
這種“震懾力”的余威的確巨大，以至於清朝中後期眾多的士人以不談政治為識實務，將大量的聰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訓詁、名物的煩瑣考證之類學問上，世人稱其為“蟲魚學”，這種學問其實與世無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龔自珍看不起這樣的文人，但舉目之下，有幾個文人學士不是如此？
壹個時代長時期的停滯，壹個時代長時期的噤若寒蟬，勢必影響到國家民族整體的活力。其實，在年輕氣傲的龔自珍準備徹底拋棄那種沒有趣味沒有意義的“蟲魚學”的時候，卻已發現這個國家已經死氣沈沈毫無生機，成了壹個不僅才相、才史、才將、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極為缺乏的衰世，甚至還是連才偷才盜都很少見的社會。1820年，正是整個西方世界朝氣蓬勃的時候，而在清朝這裏嘉慶皇帝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為曰）寧定下了以後用的年號――道光。就是在這壹年，這位中國舊世紀裏最後的偉大詩人，在某個城郊的某壹個燈火參差的傍晚，走進了深深的蘆葦叢中，他勸人千萬不要再登高望遠，因為他已明顯地感覺到：這遼闊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間已經是沈沈暮氣了――
樓閣參差未上燈，菇蘆深處有人行。
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十九年過後，還是這位詩人，只不過早已不再是英姿勃發，而是變得更加抑郁和悲涼，面對長夜難明、萬馬齊喑的死寂，詩人忍不住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內心吶喊：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壹格降人材。尾聲
1840年以後的多年，“天公”並沒有抖擻，降下的卻是無比深重的災難。然而，驚雷畢竟響了，人材畢竟醒了。但人們醒來時，家園已破，景物已非，國已將不國，整個民族淪落到壹種俎上魚肉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