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我”當時在北京，對看戲本無興趣，二是在北京第壹次看戲，因為人太多，聲音嘈雜，且無合適座位，便“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三是在北京第二次因為募捐，看譚叫天的戲，可是到了很晚譚叫天還不出場，只好失望地離去，四是反思中國的戲劇，“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不適合劇場觀看，只適合在野外觀看，遠觀反而有風致。
以眼前的戲為寫作的由頭，反襯早年“社戲”的好看，其實未必真好看，主要是當時當地的民風民俗讓“我”神往，“我”在心裏的壹角永遠保持著對家鄉的愛、對鄉民的愛、對鄉村文化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