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那水榭明珠，卻已是滄海桑田，人事茫茫。又是那天岐夜狼，卻已是花謝草枯，情意壤壤。又是那地錦旗昶，卻已是蓓蕾黯然，傷神慨嘆。秋葉磊落，我悄然踏過妳我的初年。當我走進《白鹿原》時，陳忠實帶給我的是我這個時代所無法體會到的情感。我喜歡忠實的溫文爾雅，文字裏卻有波濤洶湧的感覺。坐在月下，壹邊吃著飯，壹邊細細咀嚼《白鹿原》，五指微攏，仿佛就能夾起整個民國。
其實《白鹿原》寫出了中國社會復雜的階級關系、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但他又超越了傳統的階級分析的窠臼，寫出了生活與人性的復雜性，具有“史詩”的意義。
《白鹿原》所描寫的生活在時間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國建立大約50年。這50年時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曲折的歲月之壹。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的各種矛盾和鬥爭之復雜，之劇烈都是空前的。在這些矛盾和鬥爭中，階級矛盾和鬥爭無疑是壹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把階級鬥爭簡單化、絕對化，而是把階級鬥爭放在名族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反映出各種矛盾和鬥爭的糾葛，鬥爭也不僅僅圍繞著階級陣營而展開，更多地圍繞諸如生存、權力、財產、榮譽、道德、理想等展開的，這些內容可以歸結為人性與文化的範疇，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白鹿原》所著力揭示的“名族秘史”，就是名族文化淵源的水下冰山。而“仁義白鹿村”恰恰帶有濃郁的“禮儀之邦”的象征意味。對白、鹿家族來說，“仁義”、“耕讀傳家”、“學為好人”的家族綱紀，不僅是白嘉軒的人生信條和立身之本，更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續的生命力之源，壹種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誌；作家也是把它作為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體現而予以正面張揚的。
小說對民族傳統文化精義的敘述和張揚。主要是通過壹種文化人格的塑造來完成的。這種文化人格的具體化、對象化的過程，就是白嘉軒,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漸清晰浮現的過程。也可以說，作家在對這些藝術對象的精神世界的解密和描述中，充溢著壹種對聖賢文化及其聖賢文化所造就的思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傳統文化精華的集中體現者。他能清醒地對自己進行角色定位，以傳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頓靈魂為己任，拒絕為官。因此，講學、治學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飽受儒家文化侵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信條，所以他又關心白鹿書院以為的風風雨雨，關註著百姓生靈的疾苦盛衰。於是，他的生命經歷中便有了只身卻敵、禁種鴉片、賑災濟民等壯舉。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鐵肩擔 道義”式的豪氣令人感佩不已。人，當他想著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卻心願實現理想的時候，他就會把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無私而後無畏，無畏而後無擋，無擋而後成事，成事而後顯示了人格力量，強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撐了光彩奪目的形象。朱先生壹身所完成的大小業績還充分體現了他的睿智開明。不相信迷信，卻能“算卦”，而“算卦”背後卻是在總攬大局下壹招具體情況作客觀分析和準確判斷。他對剪發、放足的贊賞態度則沖出了傳統文化的束縛，散發著開明思想、創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陳腐之氣。他寧可犧身白鹿書院而不願意混跡官場，壹方面體現了他異常高潔的品行，揚棄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讀書做官”的世俗信條；另壹方面又與自我選擇、自我定位、自我實現等頗具現代意味的觀念息息相通。面對白孝文和鹿兆鵬的妳死我活、國***兩黨及其黨內的“窩裏鬥”，朱先生幾乎是束手無策，內心充斥著無奈何悲涼，深感讀書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對黑娃說：我都不讀書了，妳還讀什麽書？能把讀到的十分之壹用到實際中去就很不錯了。在朱先生臨近生命終點時，把老伴喊成媽。這貌似不經意的輕輕壹筆，透出的卻是徹骨的悲涼。作者陳忠實對朱先生視乎也滿懷沈醉和贊賞之情，所以小說對朱先生額“仙逝”做了真切而具體的描述。顯然，作者把朱先生當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軒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於聖賢文化義理的洗禮。他曾有過難稱仁義之舉的行為（如為了得到夢中的風水墳地而讓鹿家為了六分水地而打鬥訴訟），但在官賜“仁義白鹿村”之碑之後，更得“聖人”朱先生“為富思仁兼重義”的點撥，從而促成了白嘉軒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祠堂，建學堂，廣施教化，營造白鹿村“友好和諧歡樂的氣氛”；為了鄉民利益而主謀雞毛傳帖，“交友”抗稅；懲罰鴉片煙鬼和賭徒，整肅族規綱紀；大旱求雨而甘當“馬角”等。正是由於白嘉軒謹遵“耕讀傳家”、“學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劇動蕩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現出自信、自尊、務實的精神風貌。比如他雖是“風攪雪”的受害者，但絕不參與復仇行動，反而為農民協會員們求情；尤其在家族沖突。派系復仇愈演愈烈之時，這種文化人格更顯示出其獨有的價值和輝煌：他不為利祿官位所誘惑，不為強權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蜚短流長所左右，不隨政治風向所搖擺。白嘉軒的正氣和大義，來自於他的文化人格意誌；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於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作品通過白嘉軒這樣壹個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視傳統文化神髓的創作意圖。
傳統文化精髓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樣反映在家族後背乃至不肖子孫身上。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結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後，虔誠拜師念書，“求學問為修身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開始了自覺的脫胎換骨的修身，幾乎殘忍地摒棄了原來壹切壞習氣，強硬地迫使自己接受並養成了壹個好人所應具備的素質，中國古代先聖先賢們的鏤骨銘心的哲理，壹層壹層自外至裏陶冶著這個桀驁不馴的土匪胚子”。在這裏，小說以對黑娃修身做人、脫胎換骨的畫龍點睛般的書寫，樹起了壹座“聖賢文化神話”紀念碑。
這種表達深深打上了當時社會文化思潮的烙印，帶有對於中古傳統文化化的過分美化。但《白鹿原》的確在藝術上到達了相當的成就，壹定程度上遮蓋了思想上的壹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