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洛學
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於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壹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壹，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 。後來，兄弟二人終於成壹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壹舉成名，20余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顥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程顥於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退休回鄉，便同其弟住在壹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遊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口、尹（火享）、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說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天道與人道統壹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著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於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說，歷來重視不夠。《論語·公冶長》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於人的本性問題，孔子只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壹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壹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誌又似乎無意誌，故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壹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學說，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誌，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壹”，斷言天有意誌，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壹切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天的意誌所為，乃至說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復制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教，斷言壹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說。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理學創始人，雖然也著重研究人道問題，但他們為了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去論證“聖人之道”和倫理道德的至高無上性，為了把天道與人道統壹起來，因而也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理學奠基人之壹的邵雍就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他們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都統壹於“道”。二程主張“理”即是“道”，程顥說：”理便是天道也”（《遺書》），又說：“理無形也”、“無形為道”（《粹言》），“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粹言》），所以人們也把理學稱之為“道學”，因為在他們那裏，“理”和“道”是同等的概念。 程頤既是北宋理學家，同時還是教育家。為程顥之胞弟。程頤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於嵩陽講學。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臯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臯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同程顥壹樣，主張教育目的在於培養聖人，“聖人之誌，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以天地為心，“壹切涵容復載，但處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須以培養聖人為職誌。
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宋史》稱他“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南，而達於‘六經’”。他不僅勤奮好學，還謙讓大方。曾從師於周敦頤。
教育以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格物致知明本末”，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致知的辦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內感於物而識其理。“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因此認識事物的關鍵乃在“心”。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內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學習方法上，強調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另外，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張和思想對後世教育影響極大。後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另外，全國各地亦有紀念他之書院，意在追蹤繼軌，以示其思想綿長。 程顥與程頤壹起，創立了“天理”學說。程顥曾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理”因此成為二程哲學的核心，宋明理學也就從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於自然、社會和壹切具體事物。[這就把儒家傳統的“天人合壹”思想，用“天人壹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中國上古哲學中“天”所具有的本體地位，現在開始用“理”來代替了，這是二程對中國哲學的壹大貢獻。 在程頤的哲學中，對孔子的“仁”學有新的發展。他認為，“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又說：“學者須知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學”所強調的愛人、博施濟眾、克己復禮等，進壹步發展成為與“萬物為壹體”的境界，認為前者還只是仁的“用”（表現），後者才是仁的“體”（根本）。這壹思想與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有相通之處。 在修養方法方面，程頤提出了“定性”的理論。所謂“定性”實際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幹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於任何事物，“內外兩忘”，超越自我。這壹“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發揮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後而成的。 程顥和程頤的思想，人們壹般統稱為二程之學，實際上兩人的思想還是有壹定的區別。程顥比程頤更註重個人內心的體驗。有的學者認為，程顥的思想是後來陸九淵“心學”的源頭，程頤的思]想則後來朱熹“理學”的源頭[。程顥壹生沒有專門的學術著作，他的講學語錄及壹些書信，詩文，被後人與程頤的著作合編在壹起而為《二程全書》，今有校勘標點本的《二程集》。 程顥、程頤兄弟，思想體系同中有異。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壹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並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誌，那麽，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二程的著作有後人編成的《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其中“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說》《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後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說》中的《系辭》《書》《詩》《春秋》《論語》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註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後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