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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誰

前言

魯迅是誰?

有人說他是“貓頭鷹”,是中國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說他是“小白象”,敢於說真話、說獨特的話;有人說他是“孺子牛”,總是熱情地幫助進步青年;有人說他是“赤練蛇”,百折不撓富有韌性……魯迅似乎是壹個個側面,或者說是壹座無法徹底窮盡的大山。魯迅是壹個喜愛黑夜的人,他在《夜頌》中堅定地說:“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閑者,不能戰鬥者,怕光明者。”當我們回到魯迅所處的時代,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便會發現,他是壹位內心火熱的“光明詩人”。

光明壹直是魯迅的內心向往,他從沒有放棄對光明的追逐。他告誡人們:“曙光在頭上,不擡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他鼓勵青年擺脫“冷氣”,積極行動起來,“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壹分熱,發壹分光,就令螢火壹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壹點光,不必等候炬火”。他並不是壹個盲目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壹個清醒的戰士,提倡“壕塹戰”,他深知“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更不是壹個極度自我的理想主義者,他大聲疾呼:“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意誌堅定,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雖然作品中常流露出孤軍奮戰的寂寞,但這壹切並沒有淹沒他的戰鬥意誌。他宣告:“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壹的光。”

魯迅對光明的追求是熱烈的,進化論、階級論、革命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都曾進入他的視野,壹些思想曾化為他精神的火炬,作為“火”的形象在他的內心燃燒。《死火》《雪》《秋夜》《這樣的戰士》《鑄劍》《‘野草’題辭》等作品中,可以窺見魯迅親手點燃的希望之火。當然,魯迅生命和思想中也有壹直堅守的因素,即“啟蒙主義”。他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各年齡段都要啟蒙。農民阿Q見到官家便主動下跪;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陳士成壹樣,沈迷於科舉考試,就連“六壹公公”這個農民也認為“中狀元”便是對讀書人最好的祝願;《祝福》中的“我”是擔負啟蒙責任的知識分子,然而面對啟蒙對象時卻失去了啟蒙的能力。當然,魯迅的啟蒙主義和康德的觀念是有區別的,康德主張“自我啟蒙”,而魯迅結合中國現狀提出的是“他者啟蒙”,即由壹群人主動擔當起啟蒙的責任,將人們從“鐵屋子”中喚醒。火炬終究會燃燒成塵,悲觀者將因此徘徊不前,樂觀者將義無反顧踏步前行。他在《墓碣文》中說:“待我成塵時,妳將見我的微笑。”

追逐光明的人往往從物質的肉體走出,靈魂向上飛揚,在世俗的時代活得詩意盎然。

詩意的靈魂催生詩意的眼睛和詩意的耳朵,尋常的物體、普通的風景都能在魯迅筆下閃耀著詩的光澤。《秋夜》中,兩株棗樹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小青蟲為追逐光明而獻身;《雪》中,北方的雪正旋轉、升騰,如沙壹樣在天空起舞;《死火》中,凍僵了的“死火”在“我”的溫暖下,燃燒起生命的火焰。它們在戰鬥靈魂的照耀下,煥發出蓬勃的生命氣息。

他將生命幻化為自然意象,思緒在天地間馳騁,沒有了重力的束縛,身體的局限,突破了時空。他將過去在黑暗歲月籠罩下的作品比喻為“野草”,愛著,恨著,痛苦著,激憤著。他自愛這野草,但又憎惡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黑暗的社會),敏感的心靈開始奔騰,來自靈魂深處的地火開始奔突,他預言:“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壹旦噴出,將燒盡壹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他發出詩人般的長嘯,釋放著蒼涼而豪邁的詩情:“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他將哲思化作詩意的場景,趕跑來自世俗社會、寫作套路的壹切束縛自己的主子,在夢境裏探索人生的意義。《野草》中,***有九篇寫到夢境:《影的告別》《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死後》。真切的現實包裹在虛幻的夢境裏,客觀事實被主觀情感包圍融化,似籠著輕紗的夢,如鏡子中的投影,或抒情,或寓理,或諷刺,詩意充沛飽滿,讀來令人千回百轉、蕩氣回腸。

因此,魯迅筆下的很多人和事、情與理也是詩性的,我們不能總是用實證的方法去理解文本。這不是魯迅作品的弊端,而是他作為壹個文學家固有的特點。閱讀魯迅作品時,我們應時常註意運用文學的思維。文學思維並不完全等同於形象思維,文學思維還是壹種創造性思維、審美性思維和超越性思維,壹種超越客觀經驗事實,擺脫物質世界和世俗法則束縛的靈感思維。如,《藤野先生》壹文中藤野先生近乎“偉大”,而現實中的藤野在業務等方面卻近乎庸眾。如何看待這樣的落差?當我們仔細品味之後,便會發覺魯迅近乎詩壹樣的文字背後所潛藏的豐厚情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故鄉》《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對故鄉的描寫分明已經不再是真實的故鄉,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低唱的油蛉,彈琴的蟋蟀,俏皮的斑蝥,神奇的何首烏,酸甜的覆盆子,悠揚的橫笛,明滅的漁火,精彩的社戲,美味的羅漢豆,航船上的歡笑,月光下的閏土,買來“三哼經”的阿長……壹切都化作了童話般的詩意。

是的,詩人的目光往往是兒童般的,總在好奇地打量著那個汙濁的世界,企盼著美好,呼喚著真實的改變。他知道,民族的未來在於兒童,在於兒童的真正解放。魯迅在有限的生命裏,從來就沒有放棄對兒童的關註,剛走上寫作道路不久便發表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壹文。他壹生喜愛玩具,購買玩具,收藏玩具,贈人玩具,保持著壹顆孩子般的童心。凝視得久了,思考便會改變、深化。他的兒童哲學是發展變化的,起初執著於充滿理想的生物進化論,認定“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後來掙紮於矛盾復雜的歷史循環論。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他壹開始對小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寶貴”,三個月後,卻說“我的寓裏正有很討厭的壹大壹小在那裏,都不像人”,“兒子正如老子壹般”。詩人的世界裏不只有清新的明月,還有迷惘的煙靄。當然,魯迅並沒有全然放棄對兒童理想發展狀態的追求,他設想的人的進化鏈是這樣的:動物——兒童——新青年——人——人國。魯迅認為,兒童自身不能發現“兒童”,只有啟蒙者才能夠發現“兒童”並讓兒童發現自己。魯迅算是“老來得子”,之前關於兒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帶有想象性,周海嬰出生後,他的思考變得實在、具體了很多。《看圖識字》《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玩具》等等,都是他思考的結晶。

詩人的眼睛屬於兒童,既然有了光明,便澄澈得只能裝得下真相。他放棄了尋常衰落子弟走的舊路,在仿徨與奮進中尋求別樣的人生。他要給密不透風的鐵屋子開窗甚至拆頂,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他要揭開中國社會的瘡疤,包括痛苦,以“引起療救的註意”。然而,說真話何其難也!《立論》中,魯迅以近乎調皮的口吻訴說著壹個事實,中國人喜歡討吉兆,只能聽好話,聽不得真話,圓滑的人們便打起了“哈哈”。魯迅不理會這壹套,他堅持要說真話,而且要壹針見血、入木三分。“什麽‘君子固窮’,什麽‘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裏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壹般黑魆魆的挺立著,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孔乙己、陳士成已經被封建科舉制扭曲,喪失了讀書人乃至做人的尊嚴;“壹個小學生飛奔上來,壹手按住了自己頭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叢中直鉆進去……他知道無可措手,只得順著褲腰右行,幸而在盡頭發見了壹條空處,透著光明。他剛剛低頭要鉆的時候,只聽得壹聲‘什麽’,那褲腰以下的 *** 向右壹歪,空處立刻閉塞,光明也同時不見了”,看示眾的人在被示眾,光明也就看不見了;“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壹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壹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壹裏,假使她是壹個女王,或者是皇後,皇太後,那麽,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依附於人的是奴隸,仗勢欺人的是奴才,沒有人格底線不能算人。他說,臉要自己長,面子要自己掙,壹本正經未必真君子,人不如蟲豸,“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墨寫的謊說,決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

詩的本質是“真”,詩人的本性是“真實”。為了揭出真相,他將雙眼洗得格外明亮,從不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總是“睜著眼看”,有時還會用放大鏡將事實呈現給世人,以引起人們的重視,引導大家走向光明。魯迅是個倔強的人,不會輕易放下“匕首”和“投槍”,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有時甚至會迫不得已地說壹些“激憤誇張”的話。很多人不明白,他為什麽要將話說得不留余地,“壹分為二”地看問題豈不是更客觀?在1927年為香港青年會作題為《無聲的中國》的講演中,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妳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壹個窗,大家壹定不允許的。但如果妳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看來,他的犀利是基於中國人的人性和鬥爭經驗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是詩意的誇張,激憤只是因為愛得深沈。

喜歡揭真相的人往往遭人忌恨,正因如此,他才有了壹個個的論敵。面對各種攻擊,魯迅壹開始采取了隱忍退讓的態度,尤其是面對青年時,他甘願蒙受屈辱。然而,當他發現即使退到棺材裏,也還有遭受戮屍之虞時,才開始了憤然反擊。瞿秋白曾將魯迅比作希臘神話裏的萊莫斯——壹個狼的乳汁餵養大的英雄。而他自己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壹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壹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舔掉血跡,至多不過 *** 幾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對封建文化、禮教和家族制度展開批判;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主張藝術應當直面現實,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或者“為學術而學術”。為此,他與《學衡》派、《甲寅》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等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爭。或揭露打著“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旗號,實則維護文言文正宗地位、主張復古的事實;或抨擊壹面主張自由主義立場,標榜精神獨立,壹面偏袒帝國主義和軍閥 *** 的虛偽行徑;或批判左傾盲動錯誤和國民 *** 的腐朽與殘酷……章士釗、陳西瀅、梁實秋、徐誌摩等人都曾與魯迅有過交鋒。他在鬥爭中塑造、提煉了壹個個生動的典型,如暫時落水卻隨時準備上岸咬人的“落水狗”,見窮人狂吠而對闊人搖尾的“喪家犬”,當面恭維背後鳴鞭的“奴隸總管”,還有“商定文豪”“革命小販”以及“‘才子+流氓’式文人”等等,***性明顯,個性突出。魯迅以畫像的方式,讓人們對他們有了形象的認識。魯迅的批判是基於對事實真相的探尋,只要他認定的,便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批判。他在去世前的《死》壹文中說:“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壹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壹個都不寬恕。”他就是這樣的戰士,愛憎分明,冷熱分明,他在失望中吶喊,在絕望中戰叫,以韌性對抗絕望。

說真話,是詩人的天職,是魯迅主動肩負的責任。然而,向往光明的詩人又常常是孤獨的,甚至有壹些不得不隱藏的苦惱。魯迅曾在《論諷刺》壹文中說,自己明明說的事實,在別人看來偏偏是諷刺。他痛苦地認識到,“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在現實中,魯迅常常會因為某壹些原因而將真實的意思隱藏起來,需要我們仔細品讀。他在晚年時寫過壹篇《我要騙人》,壹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在募集水災的捐款,“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壹塊錢”,其實,魯迅知道“壹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壹天的煙卷也不夠的”,但他卻不忍將這殘酷的真相告訴這個稚嫩而有天使之愛的小學生,只能“騙人”。所以,在魯迅的作品中會有“欲言又止”“正話反說”和“反話正說”等現象,閱讀時必須細細甄別。魯迅說,他的寫作可以分為兩類,壹類是為自己的寫作,壹類是為別人的寫作。為自己的寫作中,諸如日記、書信等自然大部分是要比較直白地說真話的。魯迅將《野草》歸為為自己的寫作,並且說自己壹生的哲學都在裏面了。他還叮囑青年的讀者說,為了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難的,為了讓國民更好地知道這段苦難,可以學習其中壹些寫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臘葉》。魯迅為三種人而寫作:壹種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誌士仁人們,壹種是那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壹種是為自己的敵人。前兩種大多自然是要說真話、抒真情,而“為了敵人的寫作”,按照魯迅的意思,內心的痛苦就不能說得太多,他必須將這些掩藏起來,不能讓敵人覺得“我”很虛弱。

雖然被黑暗重重包圍,仍要主動迎接太陽,甚至燃燒自己發出光亮,讓光線穿透裂縫,給腐朽、窒悶的鐵屋子帶來新鮮的空氣,給絕望和沈睡中的人們送來清風。

日光穿透汙雲濁氣,自己卻壹塵不染。

魯迅是誰?分明是壹位“光明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