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是韓愈的壹篇著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壹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壹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於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於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後，形成了以士族為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別，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為區分門第的標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著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為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愈同時代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說》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鬥爭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論題，並以教師的職能作用總論從師的重要性和擇師的標準。開篇第壹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說明古人重視師道，又針對現實，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然後指出師的職能作用是“傳道受業解惑”，從正面申述中心論點。接著緊扣“解惑”二字，從不從師的危害說明從師的重要，從反面申述中心論點。最後緊扣“傳道”二字，闡明道之有無是擇師的唯壹標準，壹反時俗，將貴賤長少排出標準之外，為下文針砭時弊張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這壹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壹層，把“古之聖人”從師而問和“今之眾人”恥學於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聖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3段，以孔子為例，指出古代聖人重視師道的事跡，進壹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為師的道理。這壹段開頭先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並且往前推進壹步，由“學者”推進到“聖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聖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這種以能者為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第4段，贊揚李蟠“不拘於時”“能行古道”，說明寫作本文的緣由。“不拘於時”的“時”指“恥學於師”“惑而不從師”的社會風氣。“古道”指“從師而問”，以“聞道”在先者為師的優良學風。
二、問題探究
1．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應作怎樣的理解？
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收召後學”，“抗顏而為師”，目的就是要恢復自孟子後已“失其傳”的儒家道統。正因為如此，他把“傳道”視為教師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務。“受業”“解惑”，都與此有關：“業”即“道之文”，指以“六藝經傳”為代表的儒家經典；而“解惑”也是為了“明道”。由此可見，“師道”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個判斷就是上述內容的高度概括。
2．本文的寫作特點是什麽？
本文在寫作上的特點是運用對比的方法，反復論證，並輔之以感嘆句來加強說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壹個感嘆句緊承前壹段，轉入對“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分析，然後從三方面作對比。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為的自相矛盾；最後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批判士大夫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復”的真正原因。從後果、行為、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筆鋒犀利。幾個感嘆句，均有加強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變化，“其皆出於此乎”，是用推測語氣作判斷；“吾未見其明也”是用肯定語氣作判斷；“其可怪也歟”，是用驚詫語氣作判斷。“同”中有“變”，感情壹層比壹層強烈。
關於練習
壹這篇課文論述了從師之道。看看課文的第壹段是怎樣逐步推出論點的，第二、三段是從什麽角度論述的。
設題意圖：此題意在讓學生整體把握課文內容。
參考答案：
第壹段開篇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緊接著正面概述教師的職能和任務是“傳道、受業、解惑”；然後轉而論述從師的必要性，無師不能解惑；最後正面論述擇師的標準，凡先聞道者，都可為師，並歸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二段評述當時不從師的不良風氣，從反面論證從師的必要。第三段舉歷史事例正面論述從師的必要和以能者為師的道理。
二 課文的第二段是用對比手法來寫的。說說這壹段用了幾組正反對比的事實論據，這樣對比有怎樣的論證作用。
設題意圖：此題意在讓學生通過了解對比論證的手法重點理解第二段的內容，第二段是教學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參考答案：
這壹段用了三組正反對比的事實作論據。第壹組，古之聖人與今之眾人對比：古之聖人從師而問；今之眾人恥學於師。第二組，對其子於對其身對比：愛其子，擇師而教；於其身，恥學於師。第三組，百工之人與士大夫對比：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群聚而笑之。在對比中得出結論：師道之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從批判反面現象中闡明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
三 試說說作者的觀點在當時有哪些進步意義，在今天仍有什麽借鑒作用。作者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試就這壹觀點談談自己的認識。
設題意圖：此題意在讓學生以現代觀念總結作者從師為學的進步意義，並就課文第三段談自己的認識。
參考答案：
作者概括而全面地提出教師的職責。強調學而知之，必須從師學習，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尊重老師，獎掖後學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鑒作用。第三段闡述師道、師生關系，以能者為師，也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比較容易接受，實際生活中的例子也很多。
教學建議
本文是針砭時弊的作品，教師應對寫作背景作簡要介紹，可參考“課文分析”及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講解。第二段是教學重點，也是難點。這壹段中所談的“恥學於師”不是壹般性的問題，必須聯系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進行分析，才能較好地理解這壹問題的思想意義；另外，這段文字帶有作者強烈的感情，汪洋恣肆而又旗幟鮮明。可以組織學生討論，教師給以適當點撥。
有關資料
壹、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陽（今河南孟縣，壹說今河南南陽縣）人。每自稱“祖籍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因最後官至吏部侍郎，故又稱韓吏部；卒謚“文”，故後世又稱他為韓文公。在唐代中期統治階級內部保守派與革新派的鬥爭中，他的政治態度比較傾向於保守。但他出身於小官吏家庭（祖父、父親只做過長史、縣令），加上“三歲而孤”，隨兄嫂顛沛流離，到25歲時才登進士第，又經過許多挫折，才得到“試校書郎”這樣的小官（《唐六典》卷十：“秘書省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其後又屢遭排擠貶斥，直到晚年才做到“吏部侍郎”（《唐六典》卷二：“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因此，他和庶族地主階層又有思想上和人事上的聯系，為他們“鳴不平”，尖銳地揭露世族地主階層的醜惡腐朽，有“操行堅貞，鯁言無所忌”（見《新唐書·韓愈傳》）之稱。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天旱人饑，他上書請求寬民徭役，免民租稅，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遣人自鳳翔迎佛骨入宮，他又上書極諫，幾乎被處死，後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安）刺史。這兩件事說明他頗能關心民間疾苦，並能犯顏直諫。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和詩人，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在文學史上，“古文”的概念是由韓愈提出來的。他所謂的“古文”，是和當時流行的重詞藻、輕內容的駢文相對立的，即奇句單行，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內容，取法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唐初，承六朝之弊，文風浮靡，言之無物，雖有陳子昂、李華、獨孤及、肖穎士、梁肅等人反對，但效果不大。直到韓愈、柳宗元，由於在創作實踐和理論上均有巨大成就，才掀起壹個“古文運動”，把文章從形式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種“古文運動”，實際上是以復古為解放，目的在繼承古人用通俗平易的語言抒情達意的優良傳統。只要看韓愈主張寫文章要“唯陳言之務去”，學習古人文章要“師其意，不師其辭”，強調“文從字順”，“詞必己出”，就可見這實際上是壹種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至於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內容，近代學者多加詬病，但在當時卻有著“攘斥佛老”，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全國統壹的作用，是有積極意義的。韓愈在文學上的主張和創作實踐，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稱韓、柳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他的著作收在《昌黎先生文集》裏。
二、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的理解。
有人認為這句話反映了韓愈輕視勞動人民的階級偏見。但有人認為不能這樣看，因為這句話所在的第2段，都是貶斥上層“士大夫之族”，褒揚“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古之聖人”的，“君子不齒”句的主語“君子”，是指韓愈貶斥的上層“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韓愈自己。韓愈在文章裏壹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古之聖人”對比，貶前者，褒後者，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所謂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齒”只是對恥於從師的君子的諷刺，而沒有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輕視。
三、關於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的資料
① 孔子師郯子。《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杜預註：黃帝之子，己姓之祖）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杜註：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註：即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杜註：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杜註：失官，言不修其職也），學在四夷，猶信。’”
② 孔子師萇弘、老聃。《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按：孔子問禮於老聃的故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莊子·天運篇》）
③ 孔子師師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誌也。’有間，曰：‘已習其誌，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誌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孔子師師襄的故事，又見《孔子家語》《韓詩外傳》《淮南子》）
四、《師說》鑒賞（季鎮淮）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壹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壹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壹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壹、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壹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壹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壹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翺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壹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壹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麽“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壹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壹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後壹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壹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壹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裏，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麽特殊人物，而是壹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壹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壹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壹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雲雲，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壹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裏面，壹定有壹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壹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壹方面比我好，在這壹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禦史的職位，第壹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壹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壹，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壹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麽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壹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