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網友的壹篇文章，說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農抑商”，古代的中國商業極不發達，我看了壹半，就再也沒有興趣讀下去了。滿篇陳詞濫調，不值壹看，我給他的批語是：缺少獨立思考，思考不深入，流於淺薄，人雲亦雲。
談論中國古代對於經濟和商業的看法，第壹需要看的就是春秋戰國齊國管仲和他門徒著的《管子》這本書。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鴻篇巨制，直到今日，都是指點中國政治經濟的標準和圭臬。
第二還要說到中國諸子百家的壹個門派和家學——輕重家。這個“家”並沒有在諸子百家內顯現，各個朝代都把它剔除，無視了。這很可惜。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呢？因為輕重家對於國家太重要了，就現在的社會科學分派來說，它屬於政治經濟學——國之重器，得之興，失之亡。這樣的重器最好掌握在國家的手裏，所以歷代統治階級在編纂學術著作時都把它無視了，似乎它無足輕重。
但統治者從來都把它當做重器使用，因為對國家治理太重要了。只是下面的人，沒有獨立思考懵懵懂懂而已。實際這就像女人穿的比基尼壹樣，說是要遮掩最重要的“兩個重點，壹個中心”的身體部位，其實正是為了突出“兩個重點，壹個中心”的。
管仲是商業社會的鼻祖，齊國正是在他的佐刀下，從春秋時壹個內憂外患遭受雙重壓迫的諸侯國，變成第壹富足之霸。管仲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壹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放眼世界從古到今，有沒有壹個國家能夠從事農業致富的？中國既然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商業不發達可能嗎？
自古以來，統治階級就壹再地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說明，商業在統治階級眼裏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是國家立基的臺柱之壹。
有壹些朋友可能會說，管仲在書裏也壹再的要求臣民，男的從事糧食生產，女的從事桑麻啊，而不是大肆宣揚讓國民從事商業活動啊？
我只能說，妳是從古到今流於形式，沒有深入理解管仲學說的蕓蕓眾生的壹員。管仲說，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糧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貨幣，是人民的交易手段。管仲所說的糧食，不要僅僅以“糧食”來看待，如果囿於此說難以跳出，就無法明白它和國家治理，以及和商業活動的關系。只有跳出字面上的糧食意義，妳才能明白它和商業的關系。究其實，管仲所言的“糧食”，是國家制度的“貨幣錨”，是國家制度最根本的基礎，統治階級會將之示於人嗎？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敢讓別人掌握嗎？就是現在的社會，不還有“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糧食，就掌握了人類”壹說嗎？
有人就是要說，中國古代社會就是抑商，就是商業不發達。比如，漢朝建立不久，中央政府就把全國的富商大戶，都遷居在長安城內予以管制。那我只能說妳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之人。
“利出於壹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經濟權益由國家統壹掌握，這樣的國家強大無敵；分兩家掌握，軍事力量將削弱壹半；分三家掌握，就無力出兵作戰；分四家掌握，其國家壹定滅亡。先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杜絕民間謀取高利，限制他們獲利的途徑。因此，予之、奪之決定於國君，貧之、富之也決定於國君。這樣，人民就擁戴國君有如日月，親近國君有如父母了。
國家是需要商業，但商業必須為國家服務。在國家穩定和商業上，任何壹個統治階級都會先選擇國家穩定的。所以，在國家不太穩定的情況下，把富戶大商，遷居在長安，既讓他們做人質，省得國家的“利”分流，利於國家的統治基礎穩固；又可以讓都城的商業發展，發達。妳說說，這對於國家統治是不是壹個最好選擇？
中國最偉大的史書——《史記》，還專業分門別類寫了《貨殖》列傳。孔子最偉大的學生，其中就有商業奇才子貢，孔子對子貢特別看重。子貢以商人的眼光，外交遊說，不讓齊國齊簡子攻打魯國，改變了春秋後期歷史的走向。後世，商人改變中國歷史的還有呂不韋，武士彟，沈萬三，以及晉商對滿清的支援和入鼎中原的貢獻。可以說，沒有這些商人對開國者的支持，中國的歷史將是另壹個模樣。
我們還可以從另壹個方向看看中國古代的商業有多發達。漢時都城長安和洛陽就有百萬人口，城內商肆林立，人聲鼎沸；後來廣州，泉州和長安的“絲綢之路”，開始走向世界。大運河開通之後，兩岸出現的城鎮到今日還在發揮作用；宋朝以及之後的勾欄瓦肆繁榮，明清的江南商業發展，更是讓後世驚羨。尤其是清朝揚州的鹽商，據經濟學家計算，揚州壹個城市的商業經濟占世界經濟的分量，大約需要目前美國紐約十個才可以比肩。妳能想象中國的古代商業有多發達嗎？
像我們中學的教科書《兩小兒辯日》壹樣，妳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實的世界。中國古代商業，那是發達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