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大意生命，是我所喜歡的；正義，也是我所喜歡的。這兩樣（如果）不能同時得到，我寧願舍去生命而去求得正義。
2、“殺身成仁”：
出處《論語·衛靈公》：“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大意誌士仁人，不貪生怕死因而損害仁德，只勇於犧牲來成全仁德。
3、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擊元兵入侵，兵敗被俘，拒降不屈，殉難於燕京。就義前在衣服上留下這樣的絕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4、“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出處《呂氏春秋·誠廉》。
大意石頭可以被打碎，但絕不能改變它固有的堅硬；朱砂可以被研磨，但絕不能改變它自身的紅色。
提示這句話以石堅丹赤為喻，說明具有高潔品質的人是不會因外界壓力而改變操守的，即使粉身碎骨，精神也是永存的。《呂氏春秋》中用伯夷、叔齊的故事來闡述這壹觀點。伯夷和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死後，他們不願為爭奪王位互相傷害，就去投奔周文王。等他們到了周地，文王已死，武王伐紂，天下歸周。伯夷和叔齊認為這是以壹種暴力代替另壹種暴力，是道德的衰落，就不食周朝粟米，去首陽山隱居，終於餓死在那裏。這個故事被古人當做堅守節操的範例來歌頌。司馬遷著《史記》，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的首篇，表現出對氣節的推崇和贊美。
5、“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出處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四十壹·列傳第三十三·元景安傳》：“景皓雲：‘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原指寧如珍貴之玉器被擊成支離破碎，而不作賤價之瓦器得以保全。後喻寧可保全氣節，為正義之事而死，而不願忍辱屈從，而茍且偷生，常用此語。
用例（林語堂《中國人之聰明》） ：“使糊塗的白種人處於同樣境地，雖明知兵力不敵，亦必背城借壹，‘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日人壹戰。”
解說南北朝時，東魏大將軍高洋廢魏孝靜帝元善見，自立為王，遂為北齊。翌年，復鴆死帝與其三子。天保十年，彗星出現，天有日食，洋憂其王位不保，問彭城公元韶曰：“王莽既取劉氏天下，何漢光武復得中興？”韶竟然曰：“王莽不將劉氏家族斬盡殺絕，致留後患。”洋因下令，捕戮元姓直系親屬等二十五家，拘禁元韶等十九家。韶幽禁於地牢，數日不得壹食，後至餓死。洋乃盡誅諸元，無論老少長幼，壹律斬首，***殺三千人，棄屍漳水。水中之魚食人屍骸，百姓取魚剖腹，得人甲指，遂相誡不食，幾月無人網魚，使魚茍活數月。洋殘暴屠殺元氏家族，大力扶植高氏宗室，使元氏宗親無不驚恐萬分。將軍元景安為求自保，召其家族商議，擬改高姓。堂兄元景皓不服曰：“焉能輕易離宗改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上白高洋，洋便殺景皓，並將其家屬遠徙彭城。後人將“寧可玉碎，不能瓦全”之句，改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景皓）——
公元550年，北朝東魏的孝靜帝被迫將帝位讓給專橫不可壹世的丞相高洋。從此，北齊代替了東魏。高洋心狠手辣，次年又毒死了孝靜帝及其三個兒子，來個斬草除根。
高洋當皇帝第10年6月的壹天，出現了日食。他擔心這是壹個不祥之兆：自己篡奪的皇位快保不住了。於是，把壹個親信召來問道：“西漢末年王莽奪了劉家的天下，為什麽後來光武帝劉秀又能把天下奪回來？” 那親信說不清這是什麽道理，隨便回答說：“陛下，這要怪王莽自己了。因為他沒有把劉氏宗室人員斬盡殺絕。”
殘忍的高洋竟相信了那親信的話，馬上又開了殺戒：把東魏宗室近親44家***700多人全部處死，連嬰兒也無壹幸免。
消息傳開後，東魏宗室的遠房宗族也非常恐慌，生怕什麽時候高洋的屠刀會砍到他們頭上。他們趕緊聚集起來商量對策。有個名叫元景安的縣令說，眼下要保命的唯壹辦法，是請求高洋準許他們脫離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景皓，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氣憤地說：“怎麽能用拋棄本宗、改為他姓的辦法來保命呢？大丈夫寧可做玉器被打碎，不願做陶器得保全。我寧願死而保持氣節，不願為了活命而忍受屈辱！”
元景安為了保全自已的性命，卑鄙地把景皓的話報告了高洋。高洋立即逮捕了景皓，並將他處死。元景安因告密有功，高洋賜他姓高，並且升了官。
但是，殘酷的屠殺不能挽救北齊搖搖欲墜的政權。三個月後，高洋因病死去。再過18年，北齊王朝也壽終正寢了。
6、“不降其誌，不辱其身”：
出處《論語·微子》。 相關故事：窮達行藏各有誌。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譯文 古今被遺落的賢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個分，是伯夷、叔齊吧？”又說：“柳下惠、少連降低了自己的誌向，辱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們言語合乎法度，行為合乎思慮。他們不過如此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避世隱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清高，棄官合乎權變。我則跟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
讀解壹般說來，逸民隱士是指那些誌向高潔，確立了壹個信念就抱定不放，不肯和現實妥協的人。
比如說伯夷、叔齊，由於不滿於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法，“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不肯茍且偷生。所以，孔子 說他們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風範。
但也有次壹等的情況，比如說柳下惠和少連。少連的情況今天已不可考證，但柳下惠的情況卻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三次被罷兔。當有人勸他離開魯國時，他卻不以為然，還是要堅持下去。在孔子看來，他和少連已不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降其誌，不辱其身”，而是“降誌辱身”了，不過，他們的言語合乎法度，行為合乎思慮，具有中正的精神。雖然忍辱負重，但其內心誌節還是沒有改變的。
還有壹種情況是像虞仲、夷逸那樣，完全避世隱居，放言高論孔子認為他們的特點是做到了清高，舍棄做官也符合通權達變的思想。
至於孔子自己，則是與上面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張以積極用世為前提的靈活態度，“無可無不可”，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當然並不是不講原則，在《裏仁》篇裏他已說過壹次：“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無適也，無莫也”就是“無可無不可”，衡量標準只 有壹個，那就是“義之與比”，只要是符合正義的就行。說得具體 壹點，也就是“用之則行，含之則藏”。或者用孟子的話來說， “應該做官就做官，應該罷官就罷官，應該做得久就久做，應該馬 上走就馬上走。”（《孟子·公孫醜上》所以孟子稱孔子為“聖之 時”，聖人中的識時務者。
總起來說，逸民隱士也罷，聖人也罷，雖然他們窮達行藏各 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和誌向，這壹點卻是相同的。他們的原則和誌向的具體內容各有不同，這是在上面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
7、“粉身碎骨渾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間”：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首領也先對明朝的都城北京發起進攻。皇帝朱祁鎮在太監（死太監）王振的建議下親征蒙古。由於王振對兵法壹竅不通，導致二十萬明軍在土木堡（北京附近的地名）被兩萬蒙古軍隊全殲，王振本人被明軍自己打死。此戰中，蒙古軍俘獲明皇帝朱祁鎮，並以其為人質與明朝交涉。而這時明朝內部已經混亂，在大臣的討論中，“主退派”（主張撤退的）明顯比“主戰派”占上風，正當大明朝準備搬家時，於謙站了出來，在朝中大喊了壹句：“建議南遷（向南方遷都）之人，該殺！”於謙的興起就此開始。
此後，於謙以他絕佳的政治天賦和軍事天賦說服了大臣並排兵布陣。在僅有的幾個月中，從全國各地調來了十余萬軍隊防守京城。最後，他以堅定的意誌和決心率領部隊奇跡般的戰勝了蒙古軍隊，並迫使他們交出皇帝朱祁鎮。
但是皇帝回京時京城還有壹個臨時的皇帝（在朱祁鎮不在時臨政的），也就是朱祁鎮的弟弟。不過顯然，這位臨時皇帝並不想交出皇位。而這時於謙既不支持朱祁鎮登基，也不支持臨時的那位登基，站在了中間。而這正給了壹些人機會。徐有珍等人組建“還鄉團”並支持朱祁鎮登基，最後發動政變使朱祁鎮登基。
登基之後，“還鄉團”中的徐有珍與於謙有仇（因為徐有珍曾經是“主退派”，遭受過於謙的訓斥從而被大臣們排斥），於是誣陷於謙謀反，使於謙被殺。就是在這時，於謙做下了這首《石灰吟》。
最後，於謙死後被抄家。抄家的官吏發現於謙家裏沒有壹分錢可以抄走，可見壹個有如此高的官位的人壹生有多麽清廉。（詳盡版見/question/22124095.html?s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