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民有兩段自我評價很有名。
壹段出自貞觀九年(635)，
他說：“自古以來，能夠在亂世成就帝業
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東
漢光武帝劉秀是三十三歲起事。本人十
八歲就起兵，二十歲就已經平定天下，二
十九歲就當上皇帝了。從武功方面來說，
我已經勝過古人。年輕的時候我帶兵打
仗，沒有時間讀書。登基以後可以說我是
手不釋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
礎。行之數年，天下大治，移風易俗，子孝
臣忠，所以說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過了
古人。從周朝秦朝，周邊民族時有入侵。
如今周邊民族都已經臣服，就是說從懷
柔遠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這三
項成就，我個人的品德哪裏配得上呢?既
然成就了這樣的功業，怎麽能不謹慎從
事有始有終呢?”
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實際上也定
下了自唐以來對貞觀和李世民高度評價
的基調。
還有壹段是在貞觀二十壹年(647)，
李世民說：“古來帝王雖然平定華夏，但
不能征服周邊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
但我成就的功業卻超越前人，這其中的
道理我不明白，妳們根據妳們各自的理
解隨便說說看?”雖然啟發大家來誇贊皇
上，在場的人還是不得要領，李世民只好
自己來總結：“我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成
就，主要因為五個原因。第壹，自古以來
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強的人，而我看
到臣下的優點，就像自己也具有這些優
點。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難兼備，我
能舍棄其短處，而取其所長。第三，身為
君主的，經常見到賢者就想拉攏為心腹，
見到品格較差的就想徹底摒棄，而我則
是見到品德優良的就敬重之，見到差壹
些的就愛憐他們的不幸，這就讓賢與不
賢，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來君主大多
厭惡正直人士，或公開殺戮，或暗中陷
害，沒有壹個朝代沒有這種事。我登基以
來，朝廷上站的壹個挨壹個的都是正直
之士，從沒有罷黜斥責過壹位正直的人。
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貶低周
邊民族人士的，而我對各族的愛護是壹
樣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對父
母壹樣有深厚情感。這五條，就是朕成就
今日功績的理由。”說完以後，李世民還看
著褚遂良說：“妳擔任過本朝的史官，妳看
我總結這五條，還算談到本質了吧?”褚遂
良說：“您的豐功偉業數都數不過來，您只
舉出這五條，是皇上您太謙虛啦!”
這壹段，主要談了用人的氣度和民
族政策兩大問題。他能夠取得超越前人
的成就，確實與他在這兩方面的心胸氣
度有直接關系。李世民的成功經驗，值得
總結值得參考更值得繼承。這些評價大
體也不差，只是本文這裏要說的是，他的
自我評價有偏高之嫌。
且看貞觀年間幾起莫名其妙的案
子。
案例壹：貞觀五年(631)，有壹精神不
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亂說了些話，因
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話題，有詔書下令
徹查。當時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門是大理
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員張蘊古得出的結
論是：李好德有病，證據明確，所以，依據
法律，李某不應追究刑事責任。這時，有
壹官員出來說：張蘊古的老家在相州，李
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壹把手”。所
以，張蘊古的結論有問題，是他們串通壹
氣。當皇帝的最恨臣下結黨營私，李世民
壹聽這樣的報告，非常憤怒，立即下令將
張蘊古處斬。雖然李世民事後照例表示
了後悔，但影響比前壹案更壞。它直接影
響了壹個時期裏法官判案的態度。有記
載說，自從張蘊古壹案出來，法律界官員
都盡量不減低犯人的量刑和處罰。因為，
對有罪者的量刑適當沒有給予應有處罰
的反倒沒有官員的責任，而開脫罪犯的
卻要受牽連。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
負責人劉德威咨詢：為什麽最近法律執
行起來比較嚴格了?劉德威說：責任在皇
上啊。君主喜好刑法寬松那麽刑法就寬
松，君主喜好嚴刑峻法那麽刑法就嚴峻。
按法律規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沒有給予
其應有處罰，那法官也要被處以該刑名
減三等的處罰；犯人的罪名，法官給予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