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會的動物，每個人都必須和其他人***同合作，經成群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謀生存、求發展，在群體中，如何調節自己的行動活動，以便和其他人友好合作，和整個群體和諧相處，這對每個人來說，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實踐中，都是必須解決好的大問題。而要從根本上，從長遠解決好這個大問題，又必須認清人生的終極目標和根本價值，從而也就必須明了什麽是義，什麽是不義；如何才能符合義，達到義。這就是從客觀上提出了要求和可能，使義得以產生和發展。
同時，人又直接表現為壹個個相對獨立的個人。他們必須認清人生的終極目標與根本價值，認清它們之於群體價值，眾這裏，為義的產生的和發展，同樣提出了要求與可能。
勞動在很磊程度上，還是義的直接來源，在勞動中，整個社會活動中逐漸分化出精神活動，道德活動，全部社會關系中日益產生出精神關系，道德關系；人不僅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追求和創造自己的利益，而且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和責任，捍衛自己的尊嚴，履行自己的責任；尊嚴和責任，如何才能實現和捍衛這壹切；既為這壹切提供基礎，而且實實在在地證明著人之為人的尊嚴，責任和崇高，不僅如此，壹旦人徹底擺脫了各種奴役和壓迫，真正成為自然、社會和自己的主人，壹旦勞動不再單純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成為人生的第壹需要勞動將實實在在地證明著人的尊嚴，責任和崇高，實實在在地證明著義。
對人生的終極目標與根本價值的思考和追求，在每個民族和國家那裏，都是關系戶存在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這種普遍性追求以獨具的特色體現對義的思考和追求，表現出強烈的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中華民族如此突出地重視義，強烈地追求義，與深厚的民族智慧有關。換言之，義來自我們的民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