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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的評價

我認為不僅魏晉是這樣,先秦、兩宋都是這樣,這些朝代不似漢唐那樣強大,但是政權的松散必然導致思想的自由,民國也是如此。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摘自《美學散步》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壹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壹個時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顧愷之和陸探微的畫,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廣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朓的詩,酈道元、楊炫之的寫景文,雲崗、龍門壯偉的造像,洛陽和南朝的閎麗的寺院,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後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

這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壹尊,統治於儒教;這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裏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同樣發揮到了極致。這也是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壹些卓超的哲學天才——佛教的大師,也是生在這個時代。

這是中國人生活史裏點綴著最多的悲劇,富於命運的羅曼司的壹個時期,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分裂,釀成社會秩序的大解體,舊禮教的總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創造精神的勃發,使我們聯想到西歐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彩色的壹個時代。

但是西洋“文藝復興”的藝術(建築、繪畫、雕刻)所表現的美是秾郁的、華貴的、壯碩的;魏晉人則傾向簡約玄淡,超然絕俗的哲學的美,晉人的書法是這美底最具體的表現。

這晉人的美,是這全時代的最高峰。《世說新語》壹書記述得挺生動,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幹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文筆的簡約玄淡尤能傳神。撰述人劉義慶生於晉末,註釋者劉孝標也是梁人;當時晉人的流風余韻猶未泯滅,所述的內容,至少在精神的傳模方面,離真象不遠(唐修晉書也多取材於它)。

要研究中國人的美感和藝術精神的特性,《世說新語》壹書裏有不少重要的資料和啟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個人讀書劄記粗略舉出數點,以供讀者參考,詳細而有系統的發揮,則有待於將來。

(壹)魏晉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解脫了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在政治上先已表現於曹操那種超道德觀念的用人標準。壹般知識分子多半超脫禮法觀點直接欣賞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價值。桓溫問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種自我價值的發現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藝復興以來的事。而《世說新語》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識鑒》、第八篇《賞譽》、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鑒賞和形容“人格個性之美”的。而美學上的評賞,所謂“品藻”的對象乃在“人物”。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君子比德於玉”,中國人對於人格美的愛賞淵源極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氣,已盛行於漢末。到“世說新語時代”則登峰造極了(《世說》載“溫太真是過扛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說人物,第壹將盡之間,溫常失色。”即此可見當時人物品藻在社會上的勢力)。

中國藝術和文學批評的名著,謝赫的《畫品》,袁昂、庾肩吾的《畫品》、鐘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都產生在這熱鬧的品藻人物的空氣中。後來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國美感範疇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發現和晉人的藝術心靈。《世說》載東晉畫家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顧雲:“千巖竟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這幾句話不是後來五代北宋荊(浩)、關(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畫境界的絕妙寫照麽?中國偉大的山水畫的意境,已包具於晉人對自然美的發現中了!而《世說》載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鳥小幅,黃大癡、倪雲林、錢舜舉、王若水的畫境嗎?(中國南宗畫派的精意在於表現壹種瀟灑胸襟,這也是晉人的流風余韻。)

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當時畫家宗炳雲:“山水質有而趣靈。”詩人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謝靈運的“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以及袁彥伯的“江山遼落,居然有萬裏之勢。”王右軍與謝太傅***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誌。荀中郎登北固望海雲:“雖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淩雲意。”晉宋人欣賞自然,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國山水畫自始即是壹種“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畫所遊山水懸於室中,對之雲:“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郭景純有詩句曰:“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評之雲:“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這玄遠幽深的哲學意味深透在當時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賞中。

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昧體會自然,乃能表裏澄澈,壹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司空圖《詩品》裏曾形容藝術心靈為“空潭寫春,古鏡照神”,此境晉人有之:

王羲之曰:“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凈體中!

王司州(修齡)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司馬太傅(道子)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凈,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凈,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這樣高潔愛賞自然的胸襟,才能夠在中國山水畫的演進中產生元人倪雲林那樣“洗盡塵滓,獨存孤迥”,“潛移造化而與天遊”,“乘雲禦風,以遊於塵■(土+蓋)之表”(皆惲南田評倪畫語),創立壹個玉潔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靈境。晉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註意的,是顯著的追慕著光明鮮潔,晶瑩發亮的意象。他們贊賞人格美的形容詞象:“濯濯如春月柳”,“軒軒如朝霞舉”,“清風朗月”,“玉山”,“玉樹”,“磊砢而英多”,“爽朗清舉”,都是壹片光亮意象。甚至於殷仲堪死後,殷仲文稱他“雖不能休明壹世,足以映徹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築的如:“遙望層城,丹樓如霞”。莊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綽約若處於,肌膚若冰雪”,不是這晉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麽?桓溫謂謝尚“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天際真人是晉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晉人風神瀟灑,不滯於物,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壹種最適宜於表現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系壹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於下筆時點畫自如,壹點壹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壹氣呵成,如天馬行空,遊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於虛。這種超妙的藝術,只有晉人蕭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魏晉書法的特色,是能盡各字的真態。“鐘繇每點多異,羲之萬字不同”。“晉人結字用理,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唐張懷瓘《書議》評王獻之書雲:“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於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他這壹段話不但傳出行草藝術的真精神,且將晉人這自由瀟灑的藝術人格形容盡致。中國獨有的美術書法——這書法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靈魂——是從晉人的風韻中產生的。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後的精神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這抽象的音樂似的藝術才能表達出晉人的空靈的玄學精神和個性主義的自我價值。歐陽修雲:“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如無窮盡,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為人也!”個性價值之發現,是“世說新語時代”的最大貢獻,而晉人的書法是這個性主義的代表藝術。到了隋唐,晉人書藝中的“神理”凝成了“法”,於是“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

(三)晉人藝術境界造詣的高,不僅是基於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的“壹往情深”!無論對於自然,對探求哲理,對於友誼,都有可述:

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好壹個“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雲:“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雲:“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盲之疾!”

衛玠姿容極美,風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這不是柏拉圖所說的富有“愛智的熱情”麽?

晉人雖超,未能忘情,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王戎語)!是哀樂過人,不同流俗。尤以對於朋友之愛,裏面富有人格美的傾慕。《世說》中《傷逝》壹篇記述頗為動人。庾亮死,何揚州臨葬雲:“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傷逝中猶具悼惜美之幻滅的意思。

顧愷之拜桓溫墓,作詩雲:“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否?”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壹往有深情。”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路徑,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

深於情者,不僅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擴而充之,可以成為耶穌、釋迦的悲天憫人;就是快樂的體驗也是深入肺腑,驚心動魄;淺俗薄情的人,不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謂真樂: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樂。遊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晉人富於這種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藝術文學上有那樣不可企及的成就。顧愷之有三絕:畫絕、才絕、癡絕。其癡尤不可及!陶淵明的純厚天真與俠情,也是後人不能到處。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淵明、謝靈運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於他們對於自然有那壹股新鮮發現時身入化境濃酣忘我的趣味;他們隨手寫來,都成妙諦,境與神會,真氣撲人。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鮮自然而已。然而擴麗大之,體而深之,就能構成壹種泛神論宇宙觀,作為藝術文學的基礎。孫綽《天臺山賦》雲:“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又雲:“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想幽巖,朗詠長川。”在這種深厚的自然體驗下,產生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鮑照《登大雷岸寄妹書》,陶宏景、吳均的《敘景短劄》,酈道元的《水經註》;這些都是最優美的寫景文學。

(四)我說魏晉時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學的,因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鶴,往郯東■(山+卯)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之意。林曰:“既有淩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晉人酷愛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這意義偉大的動作。這種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們的胸襟象壹朵花似地展開,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義,體會它的深沈的境地。近代哲學上所謂“生命情調”、“宇宙意識”,遂在晉人這超脫的胸襟裏萌芽起來(使這時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衛玠初欲過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後來初唐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不是從這裏脫化出來?而衛玠的壹往情深,更令人心慟神傷,寄慨無窮。(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覺更哲學,更超然,氣象更大。)

謝太傅與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體會到人生的意義、責任和問題,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樂之感得以深沈。但丁的《神曲》起始於中年韻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己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條執枝,泫然流淚。

桓溫武人,情致如此!庾子山著《枯樹賦》,末尾引桓大司馬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溫這話的淒美,把它敷演成壹首四言的抒情小詩了。

然而王羲之的《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哉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真能代表晉人這純凈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覺所啟示的宇宙觀。“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兩句尤能寫出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這世界,使觸著的壹切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於是“寓目理自陳”,這理不是機械的陳腐的理,乃是活潑潑的宇宙生機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兩句詩雲:“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靜照”是壹切藝術及審美生活的起點。這裏,哲學徹悟的生活和審美生活,源頭上是壹致的。晉人的文學藝術都浸潤著這新鮮活潑的“靜照在忘求”和“適我無非新”的哲學精神。大詩人陶淵明的“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懷”,寫出這豐厚的心靈“觸著每秒光陰都成了黃金”。

(五)晉人的“人格的唯美主義”和友誼的重視,培養成為壹種高級社交文化如“竹林之遊,蘭亭禊集”等。玄理的辯論和人物的品藻是這社交的主要內容。因此談吐措詞的雋妙,空前絕後。晉人書劄和小品文中雋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淵明的詩句和文句的雋妙,也是這“世說新語時代”底產物。陶淵明散文化的詩句又遙遙地影響著宋代散文化的詩派。蘇、黃、米、蔡等人們的書法也力追晉人蕭散的風致。但總嫌做作誇張,沒有晉人的自然。

(不夠地方了,換壹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