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歲那知世事艱，
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
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
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壹表真名世，
千載誰堪伯仲間！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陸遊居家鄉山陰時所作。陸遊時年六十有二，這分明是時不待我的年齡，然而詩人被黜，只能賦閑在鄉，想那山河破碎，中原未收而“報國欲死無戰場”，感於世事多艱，小人誤國而“書生無地效孤忠”，於是，詩人郁憤之情便噴薄而出。“書憤”者，抒發胸中郁憤之情也。
“國仇未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當英雄無用武之地時，他會回到鐵馬金戈的記憶裏去的。想當年，詩人北望中原，收復失地的壯心豪氣，有如山湧，何等氣魄！詩人何曾想過殺敵報國之路竟會如此艱難？以為我本無私，傾力報國，那麽國必成全於我，孰料竟有奸人作梗、破壞以至於屢遭罷黜？詩人開篇壹自問，問出多少郁憤？
“樓船”二句，寫宋兵在東南和西北抗擊金兵進犯事，也概括詩人過去遊蹤所至。宋高宗紹興三十壹年（1161）十壹月，金主完顏亮南侵，宋軍在瓜洲壹帶拒守，後金兵潰退。上句指此。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陸遊正在南鄭參加王炎軍幕事，詩人與王炎積極籌劃進兵長安，曾強渡渭水，與金兵在大散關發生遭遇戰。下句指此。這兩句概括的輝煌的過去恰與“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眼前形成鮮明對比。“良時恐作他年恨，大散關頭又壹秋。”想今日恢復中原之機不再，詩人之心何啻於泣血？從詩藝角度看，這兩句詩也足見陸遊浩蕩詩才。“樓船”（雄偉的戰艦）與“夜雪”，“鐵馬”與“秋風”，意象兩兩相合，便有兩幅開闊、壯盛的戰場畫卷。意象選取甚為幹凈、典型。
“塞上長城”句，詩人用典明誌。南朝時劉宋名將檀道濟曾自稱為“萬裏長城”。皇帝要殺他，他說：“自毀汝萬裏長城。”陸遊以此自許，可見其少時之磅礴大氣，捍衛國家，揚威邊地，舍我其誰？然而，如今呢？詩人壯誌未酬的苦悶全懸於壹個“空”字。大誌落空，奮鬥落空，壹切落空，而攬鏡自照，卻是衰鬢先斑，皓首皤皤！兩相比照，何等悲愴？再想，這壹結局，非我不盡誌所致，非我不盡力所致，而是小人誤我，世事磨我！我有心，天不予。悲愴便為郁憤。
再看尾聯。亦用典明誌。諸葛堅持北伐，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終歸名滿天宇，“長使英雄淚滿襟”。千載而下，有誰可與相提並論呢？很明顯，詩人用典意在貶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復中原之誌亦將“名世”。詩人在現實裏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將渴求慰藉的靈魂放到未來，這自然是無奈之舉。而詩人壹腔郁憤也就只好傾泄於這無奈了。
回看整首詩歌，但見句句是憤，字字是憤。憤而為詩，詩便盡是憤。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譯文：
何處去尋找武侯諸葛亮的祠堂？在成都城外那柏樹茂密的地方。
碧草照映臺階呈現自然的春色，樹上的黃鸝隔枝空對婉囀鳴唱。
定奪天下先主曾三顧茅廬拜訪，輔佐兩朝開國與繼業忠誠滿腔。
可惜出師伐魏未捷而病亡軍中，長使歷代英雄們對此涕淚滿裳！
沈郁頓挫 統體渾成
——杜甫《蜀相》賞析
《蜀相》是我國唐代偉大詩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壹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蜀，任命諸葛亮為丞相，詩題《蜀相》，寫的就是諸葛亮。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曾經為劉備制定了壹系列統壹天下的方針、策略，輔佐劉備振興漢室，建立了蜀漢政權，形成了與曹魏、孫吳三足鼎立的局面。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又輔佐他的兒子劉禪，多次出師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積勞成疾，最後死於軍中，實現了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鏗鏘誓言，贏得了後世人們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雖然懷有“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負無法施展。他寫《蜀相》這首詩時，安史之亂還沒有平息。目睹國勢艱危，生民塗炭，而自身又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因此對開創基業、挽救時局的諸葛亮，無限仰慕，備加敬重。
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結束了為時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肅省成縣）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資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訪了諸葛武侯祠，寫下了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絕唱。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稱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國時期蜀國的都城，諸葛亮在這裏主持國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勛業。晉代李雄在成都稱王時為他建立了祠堂。後來桓溫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只有武侯祠完整無損。“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別稱。成都產蜀錦，古代曾經設有專門的官員管理，他們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舊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稱成都為錦官城、錦城或錦裏。另壹種說法是因為成都地近錦江，這裏山川明麗，美如繡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樹和得高大而茂密。據《儒林公議》、《太平寰宇記》等書記載，武侯祠前有大柏樹，相傳是諸葛亮親手栽種。
這首聯兩句，前壹句“丞相祠堂何處尋”是自問。這裏不稱“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親切。特別是其中的“尋”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專程來訪，而不是漫不經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環境生疏，所以才下了這樣壹個“尋”字。這個尋字有著豐富的含義，它還有力地表現出杜甫對諸葛亮的強烈景仰和緬懷之情，並因人而及物，同時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詩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後壹句“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這是詩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寫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點明祠堂的所在地，用來呼應前壹句。“柏森森”三個字還渲染了壹種安謐、肅穆的氣氛。這兩句直承“蜀相”的詩題，起得很得勢，用的是記敘兼描述的筆墨。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映階”，映照著臺階。古代的祠廟都有庭院和殿堂。人們要進入殿堂，要拾級而上。“好音”，悅耳的聲音，這裏指鳥鳴。
這頷聯兩句，有如特寫鏡頭，由遠寫到近，從祠堂的外部說到祠堂的內部，寫的是丞相祠堂的內景。“映階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壹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階，足見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遊人也很少來到這裏。“隔葉黃鸝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黃鸝隔葉，足見樹茂；黃鸝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嘔心瀝血所締造的壹團糟，已被後人遺忘。這兩句詩襯托出了祠堂的荒涼冷落，並含有詩人感物思人、追懷先哲的情味。它同時還含有碧草與黃鸝並不理解人事的變遷和朝代的更替這壹層意思。特別是詩句中的“空”和“自”兩個字的巧妙運用，使這壹聯的含義更加豐富。對於這兩句，杜詩的評註者們有的認為是寫景，有的認為是“真正抒情，而非實在寫景”，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有壹定的道理；但是，更確切些說，應當把這兩句看成是“景語含情，情語寓景”。這正如宋代範晞文在《對床夜語》壹書中所說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這樣的例子在杜詩中是屢見不鮮的。如杜甫在夔州時所寫的《武侯廟》壹詩，開篇兩句：“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寫出了廟外景色的荒蕪，寄托著詩人對諸葛武侯身後淒涼的哀惋，就是生動的壹例。清代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說“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分。神於詩者，妙合無限。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寫景抒情詩句，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這種境地。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三顧”，這裏指諸葛亮在南陽隱居是，劉備三次登門拜訪的事。諸葛亮《出師表》上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頻煩”，多次地煩勞。另壹說見清代汪師韓的《詩學纂聞》，汪師韓認為“頻煩”是唐代俗語，意思與“鄭重”差不多。“天下計”，是指統壹天下的謀略。具體地說，這裏指諸葛亮所制定的以荊州、益州為基地，整飭內政，東聯孫權，北搞曹操，而後統壹天下的策略。“兩朝”，指蜀先主劉備和後主劉禪兩代。“開濟”，“開”指幫助劉備開創基業；“濟”是指輔佐劉禪匡濟艱危。“濟”，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釋為守成、成了事業。“老臣心”，指諸葛亮盡忠蜀國，不遺余力，死而後已的精神。
這頸聯兩句寫得格外厚重，含義十分豐富，既生動地表達出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報國苦衷和生平業績，也生動地表現出他忠貞不渝、堅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時還鄭重地道出詩人所以景仰諸葛武侯的緣由。因為這壹聯是全首詩的重點和核心，所以詩人從開篇起便暗運斧斤，不斷蓄勢，壹路盤旋，到此才著力點明，並用了濃重的筆墨。這也正合乎律詩中間二聯“宜乎壹濃壹淡”的寫作法則。這壹聯同時還是杜甫以議論入詩的範例。本來，以抒情為主是詩歌的顯著特征，壹般並不夾有議論。但是杜甫在這方面卻打破了常規，而常以議論入詩，這不僅使他的詩歌內容有了特色，還體現了杜詩的壹種技巧。清代沈德潛曾經說過：“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 ……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杜詩的議論正由於有情韻，不僅沒有沖淡詩的氣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詩的抒情氣氛更為濃重，形象更為豐滿。仇兆鰲說這兩句詩寫得“沈摯悲壯”；浦起龍認為這個聯語“句法如兼金鑄成，其貼切開侯；亦如镕金渾化。”都是很有見地的。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澿。
“出師”句指的是諸葛亮為了伐魏，曾經六出祁山的事。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統率大軍，後出斜谷，占據了五丈原（今陜西省?d縣西南），與司馬懿隔著渭水相持了壹百多天。八月，病死在軍中。“英雄”，這裏泛指，包括詩人自己在內的追懷諸葛亮的有誌之士。
這尾聯兩句承接著五、六句，表現出詩人對諸葛亮獻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對他事業未竟的痛惜心情。這兩句詩是敘事兼抒情?吹們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鋪墊，使讀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漁洋曾經說：“為詩結處總要健舉。”沈德潛也認為“宕出遠神”是詩歌結尾的壹種好方法。所有這些妙處，都在本詩的結句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在我國古典詩歌中，憑吊古跡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壹處名勝古跡，照例做壹首詩，裏面有沒有感情呢？多少有壹點，但談不上深厚。我們說杜甫是抒情的對手，在憑吊古跡的詩中，雖然說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發了他內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這首詩前半首寫景，後半首抒情。前後兩個部分以壹個“自”字，壹個 “空”字為紐帶。詩人看到這樣壹個值得紀念的偉人的祠廟竟變得如此破落，荒涼，從而引起種種感慨。些詩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實際上也是作者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慨。
《蜀相》壹詩的藝術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詩歌跟古代散文壹樣，很講究起承轉合的章法。所謂“起承轉收，壹法也”。《蜀相》這首詩的第壹、二句，緊扣詩題，寫專程尋訪丞相祠堂，這是“起”；第三、四兩句，直承上文，寫祠堂內的春色，這是“承”；第五、六句，推開壹層，寫對諸葛武侯評價，這是“轉”；第七、八句，收束全詩，寫對諸葛武侯的悼念，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當中，有敘事，有寫景，有議論，有抒情，筆墨淋漓，感情深摯，統體渾成，充分體現了杜詩“沈郁頓挫”的風格。
這著詩的另壹個寫作特點是：成功地寫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準確地攝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階的春草和隔葉的黃鸝這些最能表現典型環境特征的景物，用來烘托壹種寂靜、肅穆的氛圍，借以表達在這種氛圍中詩人所產生的憑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詩句還具有非凡的概括力，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五、六句對諸葛亮的為人和壹生功業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萬丈高，就中詩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詩的確取得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後的詩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詩對仗工妥，用字精當，聲音和諧。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樣，“晚節漸於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律詩的這些長處，我們在細讀《蜀相》這首詩時，是能夠領悟得出的。
這首詩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時，為追懷諸葛亮所作。這首詩在藝術上頗具特色：壹是抓住祠堂典型環境的特征，來渲染寂靜、肅穆的氣氛，把詩人對諸葛亮的懷念表現得十分真切。二是對諸葛亮的政治活動作概括的描述，勾畫出了壹個有為的政治家的形象。結尾兩句，更從諸葛亮功業未遂留給後人無限懷念，表達了對諸葛亮的贊美和惋惜之情。這兩句蒼涼悲壯，是千古傳誦的名句。
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力扶王室，誌清宇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偉大形象，成為後世忠君愛國的士大夫們崇拜學習的榜樣。每逢國家動蕩之秋或偏安之時，總有壹些詩人們將諸葛亮形諸筆墨，通過熱切地呼喚英靈來寄寓自己希望當代英豪站出來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詩作於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時。這時持續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尚未平定，國家命運仍在風雨飄搖之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憑吊，寫作此詩，自然不單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憂時憂國的深心的。讀著這首詩，我們腦際浮現的，決不只是往古英雄諸葛亮的形象。還有抒情主人公傷時感事、嘆息哭泣的熒熒淚光。這是壹首感情極為濃烈的政治抒情詩，它的悼惜英雄、感傷時事的悲痛情緒滲透在每壹句每壹字之間，但表現手法卻頗有奇特之處。它既不直言抒情，也不婉轉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寫景物，後半純乎用事與議論的辦法，以寫景時的心理活動線索開啟出對於憑吊對象的精當評論，從中自然透發出詩人滿腔的激情。詩的前四句，描寫祠堂之景，在描寫中隱然流露出同樣是忠君愛國者的杜甫對於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聯二句，自為問答，記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處尋”以顯訪廟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聯二句，寫祠廟荒涼之景，“自”、“空”兩個虛字是此聯之眼，其作用有二：壹是感嘆碧草嬌鶯無人賞玩，顯出英雄長逝，遺跡荒落；二是惋惜連與英靈作伴的草木禽鳥不解人事代謝，不會憑吊那位偉大的古人。“白春色”“空好音”的嘆息，流露出對諸葛亮的深沈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寫，過渡到後半篇作者自己站出來對諸葛亮進行評論與哀悼，便顯得前後緊密呼應，感情十分真摯強烈。宋代以後，有不少詩話家不主張詩中發議論。認為詩以不犯本位為高，議論便落言筌，不是詩的本色。明清有些論者，甚且以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內的許多名篇是“純乎議論”之作。我認為，詩既然要表達作者喜怒哀樂之情，就免不了有時要議論，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議論，而在於議論得好不好，有沒有分寸，是否有助於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此詩後半的四句議論，就是可為後世詩人效法的成功範例。首先，這段議論從生動的寫景中自然地引發出來，絲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飽含情韻。既切合吟詠對象的形象內涵，又帶著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強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煉，將全篇的主題思想升華了。其次，議論中用的就是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們具有極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維，能夠喚起讀者對於渚葛亮壹生的聯想。“三顧”句令人想起三顧茅廬和隆中決策，“兩朝”句與“出師”句更令人懷念諸葛亮輔佐先主劉備、後主劉禪兩朝，取兩川、建蜀漢，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跡。這與壹般抽象議論絕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啟發讀者激情的詩化的議論。從全詩抒情層次來講。“天下計”推崇其匡時雄略，“老臣心”贊揚其報國忠忱。老杜本人的憂國之心也隱隱然寄托其中。有這兩句的沈摯悲壯，末聯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語，才顯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聯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貞革新的首領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澤等人在事業失敗時都憤然誦此二語，可見這首詩思想內容與藝術技巧所鑄成的悲劇美是如何歷久不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