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康迪小時候給了她孜孜不倦的音樂教育。當康迪四歲的時候，他掌握了壹些曲子，並舉行了他的第壹次獨奏會。萊斯家族信奉壹個嚴酷的真理:只有孩子做的事是白人孩子的兩倍，他們才能平等；高三倍，可以超越對方。她的父母告訴她，伯明翰以外的機會更多，如果她努力學習，力爭上遊，就會得到回報。"妳可能在餐館吃不到漢堡包，但妳可能會成為總統."康迪相信父母的判斷，她繼續朝著“好壹倍”的目標努力——首先是在體育方面。除了繼續學習鋼琴，她還開始學習網球和花樣滑冰，兩項都很優秀。她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去溜冰場練習步法，從旋轉、側滑、前沖、交叉、踮著腳到組合動作、雙人滑冰。
春季學期的壹天，她找到了新的目標。那堂課是《國際政治概論》，那堂課主要講斯大林。這位教授是約瑟·考伯，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這門課引起了我的共鳴，”她後來說。“這就像戀愛壹樣...我無法解釋，但它確實吸引了我。”考伯博士被她的智慧和激情所感染，鼓勵她去國際關系學院學習。考伯成為了康迪生命中的“知識分子之父”。
康迪開始學習政治學和俄語，但他並沒有關上學習音樂的大門。這樣的背景最終讓她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學習音樂的政府高官。俄語被稱為“需要十年才能學會的語言”。
1977年夏天，作為研究的壹部分，康迪進行了壹次國內旅行。她第壹次有機會開始了解美國的軍事結構。她去了華盛頓特區，在國防部和五角大樓實習了幾個星期。之後去蘭德公司實習。蘭德公司非常適合研究國際安全問題，研究領域包括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發展趨勢，地區沖突的潛在原因和對美國安全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