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康迪小時候給了她孜孜不倦的音樂教育。當康迪四歲的時候,他掌握了壹些曲子,並舉行了他的第壹次獨奏會。萊斯家族信奉壹個嚴酷的真理:只有孩子做的事是白人孩子的兩倍,他們才能平等;高三倍,可以超越對方。她的父母告訴她,伯明翰以外的機會更多,如果她努力學習,力爭上遊,就會得到回報。"妳可能在餐館吃不到漢堡包,但妳可能會成為總統."康迪相信父母的判斷,她繼續朝著“好壹倍”的目標努力——首先是在體育方面。除了繼續學習鋼琴,她還開始學習網球和花樣滑冰,兩項都很優秀。她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去溜冰場練習步法,從旋轉、側滑、前沖、交叉、踮著腳到組合動作、雙人滑冰。
春季學期的壹天,她找到了新的目標。那堂課是《國際政治概論》,那堂課主要講斯大林。這位教授是約瑟·考伯,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這門課引起了我的共鳴,”她後來說。“這就像戀愛壹樣...我無法解釋,但它確實吸引了我。”考伯博士被她的智慧和激情所感染,鼓勵她去國際關系學院學習。考伯成為了康迪生命中的“知識分子之父”。
康迪開始學習政治學和俄語,但他並沒有關上學習音樂的大門。這樣的背景最終讓她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學習音樂的政府高官。俄語被稱為“需要十年才能學會的語言”。
1977年夏天,作為研究的壹部分,康迪進行了壹次國內旅行。她第壹次有機會開始了解美國的軍事結構。她去了華盛頓特區,在國防部和五角大樓實習了幾個星期。之後去蘭德公司實習。蘭德公司非常適合研究國際安全問題,研究領域包括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發展趨勢,地區沖突的潛在原因和對美國安全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