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是西方哲學史上壹位具有獨創性和影響力的思想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存在與時間》(1926)。因為這本書，海德格爾被認為是現象學學派的發展者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存在與時間》的目的是具體討論存在的意義，他壹生最關心的問題是存在與被存在的區別。他對存在和時間意義的探討，對藝術理論和技術的沈思，對語言模式的理論，對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的真理和邏輯模式的徹底修正，都影響了當代西方的各種理論。我們可以稱他為“存在的提問者”、“存在的牧人”、“詩人哲學家”。我們也可以稱他為“思想的崇拜者”、“思想的神秘大師”或“思想中的思想家”，或者用海德格爾自己的名字“途中的思想家”，做壹個普通人，而不僅僅是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書評家石勇曾承認，存在主義的終結是宗教的起點。在到達彼岸的宗教人士看來，“存在主義者”是既無法回到最初的起點，也無法遊向彼岸，只能在湍急的河流中掙紮的人。
作為最深刻的人本主義思想，存在主義抓住了壹點:人類悲劇的最終根源在於他的本體論的悲劇——存在與被存在的分裂。正是這壹點，使得精神分析理論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之後，與存在主義和宗教融合在壹起。榮格、蘭克、貝克爾、弗洛姆、瑞安等經營精神分析“手術刀”的西方人，都對縈繞遙遠東方的禪宗思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在海德格爾看來，現象學不是科學，它不必強迫自己去承擔那些與專門科學相關的課題。現象學是壹種原初的科學，因此，現象學提倡“走向事物本身”，應該理解為對自身提出這樣的要求，即要求自身達到對其本源的理解。就現象學而言，生活應該是所謂的“事物本身”。現象學不應該是人類發明的世界觀。在海德格爾看來，科學招牌下的世界觀無疑是壹種虛假的生活，這種生活本應通過真實的生活以及對這種真實生活的徹底而忠實的執行而獲得新生。謬誤是壹種危險，其中提出和進入“先驗問題”受到“科學構成形式”的制約。海德格爾將這種危險稱為“科學概念的不加批判的絕對化”。在他看來，自稱為科學的現象學是在尋求壹種“直接給予”。其實就現象學本身而言，這種“直接給予”是不能直接給予的。現象學的科學性實際上遮蔽了現實的洶湧澎湃的生命，所有的“直接給予”，包括現象學的範圍，無論以何種方式，都是在生命本身的行動過程中首先給予的。在這裏，哲學所尋求的不再是笛卡爾和胡塞爾意義上的絕對確定的點——無論是起點還是終點，而是指向壹個特定的情境，壹個我們每個人都能經歷的情境，壹個以科學理論的態度無法接近的情境。以前科學的理論態度在理解上有優先性，現在沒有了，這種態度的優先性成了問題。因為，在這種理論態度下，生活中具體的、最親密的東西都變得不可理解了。在科學的表述中，鮮活澎湃的生命“不知何故”被僵化了。現象學要成為真正的原初科學——也就是真正的哲學，就應該正視對每個人來說最親密、最生動的生活本身，把握生活中最原初、最具體的東西。現象學還原論，說到底，是直接面對那些有生命的、具體的東西，即生命本身。在海德格爾看來，現象學不應該把握自我，也不應該把握所謂的純粹意識，而只是生活。現象學的“現象”和“表象”就是這種生活。只有生命是自我啟示的，自足的，有意義的。
在海德格爾對現象學的批判性解釋中，已經包含了對整個西方哲學傳統所具有的所謂科學合理化的理論態度的批判和拒斥。在他看來，整個西方哲學之所以在追問存在的歷史上走了那麽多彎路和歧路，就在於對最原始、最根本的東西“生命”采取了錯誤的理論態度，並把它遺忘了。海德格爾對哲學基礎的非科學化、理論化、生活化的追求，成為他後期思想歷程中幾乎始終貫徹的壹種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