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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憂的名言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眾所周知的警示。但是,仔細想想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不禁會疑惑:為什麽不做長遠考慮(長期考慮)的人會很快面臨危機(近憂)?不應該是今天不考慮長遠(近憂),未來就會爆發危機(遠憂)嗎?如果純粹從表面意思來解讀,這句話似乎有時空顛倒的嫌疑。

深入思考,就會豁然開朗。所謂“無遠慮者必有近憂”,應該是指自己現在面臨的問題(煩惱)都是之前考慮不周的行為造成的;同樣,今天的所作所為如果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將來必然會面臨苦果。所以,這句話不僅提醒人們要“深謀遠慮”,也指出了重要的壹點:凡事必“自討苦吃”,這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重要認知。

既然如此,重新體味“無遠慮者必有近憂”這句話,我們不僅要警惕自己,更要深入思考今天的事情;除了“默默承受”昨天的所作所為所帶來的悲傷,我們就不能有所收獲嗎?

事實並非如此。既然今天的悲傷是昨天造成的,我們就應該追溯過去。GAI過去有哪些相關的決定和行動不足以造成今天的苦果?如果重來,有哪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然後,我們才能知道和理解這些事情的因果關系。重新復習後,不僅會吸取教訓和經驗,還會加強對事物相關效應的認識,增加“決策能力”。俗話說“不加壹物,不獲智慧”,就是這個意思。

相反,如果我們追根溯源都不知道自己所經歷的事情的“因果關系”,那麽過去的錯誤不僅會在今天付出代價,而且還會因為沒有深刻理解教訓,找不到原因,在未來繼續犯同樣的錯誤,這就是所謂的“反思的無知”。

外部環境瞬息萬變。面對各種問題,不僅要追溯問題的源頭,還要考慮趨勢和可能的變化等因素,做出最GAI的決策。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有壹個認知,外界事物的變化並不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所以在“深謀遠慮”的同時,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太自負,要警惕恐懼,時刻有危機感。當然,有危機感並不意味著保守和退縮,而是要有誌氣。以積極但審慎的態度,我們可以犯最少的錯誤,積累最大的成就。

壹個不去想遙遠的事情的人會被近在咫尺的麻煩所困擾——如果沒有壹些遠見/深謀遠慮,壹個人很快就會陷入麻煩;不準備意味著麻煩;無法超越發酵潛在的麻煩

它是壹個假設關系的復合句,可以這樣解釋:如果人們不考慮長遠,那麽憂慮壹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出現。意思是人要高瞻遠矚,想長遠。其實這是壹個介詞賓語句,可以換成:“人不憂遠,則憂近”。

這是孔子的壹句名言。《論語·衛靈公》:“子曰:無遠慮之人,必有近憂。”《論語正義》解釋說:“不遠憂,則憂來,故謂近憂。”《荀子論綱》說:“先思事,先慮患。先把事情處理好,然後才能成功。先憂苦,就有準備,有準備就不生。後事之憂者,謂之困,困則無防。”但人要有遠見,歷法是儒家所看重的。

有兩層意思。壹個是人即使沒有眼睛,看不到長遠的隱患,但至少能看到眼前的災難。不要曾經的意思是:如果妳不知道如何長期規劃,那麽短期內就會出現問題。

“無遠慮者必有近憂”,出自《論語·衛靈公》,是孔丘說的。它只有壹個意思:如果妳沒有壹個長遠的計劃,妳很快就會陷入困境。

相當合理。

*為明天做好準備*

我在壹次雞尾酒會上遇見了詹姆斯。作為壹家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代表,我全面負責公司在中國的業務。我想采訪他,他接受並預訂了時間。面試進行得很順利。采訪快結束的時候,我像往常壹樣問他公司未來的規劃是什麽。我以為他會像之前采訪的壹些企業家壹樣,說壹些“展望未來,實現目標”之類的話。沒想到,他小心翼翼地從文件櫃裏拿出壹份15的公司未來發展規劃。

這個計劃是三年前制定的。對1995到2010的全球市場環境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分析和預測,包括行業形勢和競爭形勢,企業目前的產品定位,現有任務的未來發展方向,拓展哪些新的增長點,如何為未來發展建立完善的組織和企業機制。它像大學教科書壹樣厚。不禁想起之前采訪過的國內創業者。他們也有計劃,但是太宏大太抽象,缺乏詳細的、切實可行的方法和分析數據,比如趕超壹流、進入500強、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等。而且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五年。2010之前想和他們壹樣太遙遠了!誰能想到那時會是什麽樣子!

詹姆斯大概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焦急地說:“我在美國和中國的六年時間裏,接觸過壹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企業家。他們有壹個共同點,就是我每次去考察壹個項目,總會問多久能收到回報。當然,要註意回報,也要先考慮。但不同的是,我們要做壹個至少5年的短期規劃,10-15的中間,30年以上的長期規劃,而妳們中國的創業者壹般只做1,3年的短期規劃,最長不超過5年。我很驚訝。這怎麽可能呢?企業和人壹樣,是壹個有著累積發展過程的生命體。壹個人要學習積累20多年,到30歲才能更勝任壹份工作。他怎麽能要求企業壹歲就輝煌呢?”

“但我認為成功的速度和消亡的速度是壹樣的。”詹姆斯壹邊說,壹邊微笑著指著桌上的報紙。“我們打個賭,看看這些被宣傳過的企業家在10年後還能不能存在。”

我伸出舌頭,連連搖頭。我不敢打這個賭。不要說10年。我五年前采訪的企業,現在大多名存實亡。誰能保證10年後他們還活著?

詹姆斯大方地笑了:“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但是責任不完全在他們身上。用妳自己的話說,就是體制問題。好了,不說他們了,說說妳自己吧,妳的發展規劃是什麽?”

“我……”我的臉紅了。詹姆斯似乎比我更驚訝,做了個手勢:“妳為什麽沒有壹個十年後能讓妳受益的人生規劃?”那妳每天是怎麽做事的?"

我慚愧地說:“管它呢。我不是整天閑著,忙著。”

詹姆斯盯著我看了壹會兒,嚴肅地說:“林,我把妳當朋友,所以我想以朋友的身份對妳說些話。”記住,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總結起來,只有兩種:壹種是緊急的,壹種是重要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是因為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眼前緊急的事情上,沒有時間去做重要的事情。我覺得正確的做法是,把20%的時間用來處理手頭的急事,把80%的時間留給未來,去做那些暫時無利可圖但將來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是這麽做的,希望妳也能這麽做。給自己制定壹個10年的計劃。不然到時候可能就付不了賬了!"

——饑荒史研究的啟示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繁衍,大自然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各種必要條件。同時也有災難的另壹面。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和對生態環境的肆意破壞,大大加強了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災害是對人類破壞自然生態的壹種報復和懲罰。不幸的是,自然災害過後,人們往往忘記了痛苦,為了壹時的、局部的利益而肆意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依然比比皆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之壹就是不時喚起人們的歷史記憶,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黎文海(摘自《20世紀中國巨災史》序言)

從本期開始,本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夏先生的《中國災荒史研究》系列文章。請讀者註意。

從“饑荒”到“災難”

正如鄧拓先生所說,中國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的四千年間,“幾乎沒有壹年不發生災害,幾乎沒有壹年不發生饑荒”,以至於近代西歐學者直接稱之為“饑荒之國”。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救災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們終於打破了延續了幾千年的“逢災必荒”的鐵律,擺脫了饑荒的可怕陰影。這的確是值得每壹個中華民族子孫驕傲和自豪的偉大成就。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其結果是,不僅帶來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且進壹步加劇了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生態危機。其中既有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而可以說遍布全國的環境汙染災害,也有因為人為因素的強烈幹擾而給人類帶來的土地沙化、鹽漬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壞、水資源缺乏、物種多樣性減少等漸進性災害。另外,自然界本身相對於人類也會發生劇烈的周期性變化,而我們恰恰處於這種周期性變化的壹個高潮階段,比如地震活躍期、火山活躍期、氣候變暖期等等。天災人禍和各種災害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威脅人民生活的頭號敵人之壹。我們走出了“饑荒之國”,但我們進入了“災難之國”,或者用更時髦的說法,我們進入了壹個孕育著巨大危機的“風險社會”。

澄清史克,正視歷史。

當然,有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待危機的態度。因為當前的自然災害和環境危機主要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科技發展的高歌猛進,而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本身也確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抵禦各種災害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往往並不太關心當前的危機,最多只是把各種環境問題看成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通過國民經濟的進壹步發展自然可以解決,所以對未來總是保持壹種盲目樂觀的態度。如果有人刻意強調上述災害的嚴重後果及其未來的強化趨勢,即使不被視為無稽之談,也會被指責為“杞人憂天”。甚至有學者從中國歷史文獻的可靠性角度質疑“自然災害數量在增加”的結論,以化解所謂對未來不必要的“擔憂”。真相是什麽?

按照這位學者的說法,所謂的“自然災害次數越來越多”,其實是因為史料記載的偏差,與實際災害次數不相符。原因有二:第壹是“詳近略遠”。即災難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越近,人們對災難的印象越深,災難被記錄的概率越大,災難記錄的數量與災難發生的距離成反比。比如無人區的災害,再嚴重也不會被很多人註意到,而在人口密集區、政治經濟中心、大都市,即使是很小的災害也會引起社會更廣泛的關註,留下很多信息。同樣,發生在古代和古代的災難,最多也只是留下壹些混雜的傳說,中世紀以後發生的災難,其影響也無法與現代相比。其次,缺乏史料,年代越久,留下的記錄越少,統計的災害也越少。正是這兩個原因讓人們產生了災難數量在增加的錯覺。否則,根據目前相關著作的統計,從近代到古代,朝代越早,災難次數越少。到了先秦時期,有些年份完全空白。“我們能說那時候沒有災難嗎?”

這種分析不無道理,但如果理解中國史籍的特殊性,考慮到人類活動與災害的關系,我們就不會對上述史籍的真實性過於悲觀,尤其是對於那些連續性強、資料豐富的地區,反而應該更加自信——當然,我們還需要進壹步發掘史料。這種特殊性就是明清以來中國歷史記載的完備性和清代災害報告制度的完善性,而恰恰是明清以來的大量統計數據顯示了災害次數的增加趨勢。這種分析還有壹個很大的漏洞,就是忽略甚至誤解了人口增長、生產擴張和災害數量之間的直接比例關系。即隨著歷史上中國人口的不斷增加,人類生產生活面積的成倍增加,遭受或記錄的災害當然也會相應增加。同樣,在空間分布上,人口越密集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越發達的地區,自然變異造成災害的機會越多,災害發生的次數也越多;反之,越是人煙稀少的地區,發生災害的機會就越少,自然也就沒有多少記載。至於無人區的自然變化現象,如果它的後果最終沒有影響到人類,那將是大自然的奇觀,而不是災難。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竺可楨先生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發表的《直隸地理中的環境與洪水》壹文中,他對直隸自17世紀以來的三個世紀發生特大洪水的原因進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直隸是首都,所以記錄得比較詳細,因為在17世紀以前,直隸也是首都,但記載的災害並不多;也不是因為永定河的河道發生了變化,導致洪水更加頻繁,因為後人在永定河的治理上遠遠領先於他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隸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的繁榮。因為宋朝以前直隸的低窪地帶都是湖泊沼澤,還沒有開墾。元明以後,以前的沼澤逐漸變成良田,洪水也相應增多。“因為即使以前有水,也不會是災難。到目前為止,有水壹定是災難。如此壹來,史書中關於直隸水災的記載當然驟然增多。”竺可楨認為,這應該是壹個“比較的、最滿意的解釋”。雖然他沒有提及人類對環境的破壞與災害形成之間的關系,但他的思維方式畢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有益的啟示。

多壹點憂患意識

有學者認為,自然災害在時間上的分布往往是周期性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某壹段時間內的災情來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但是,如前所述,當前的自然災害不僅僅是自然本身變化的產物,而是越來越多地夾雜著人類活動的影響,而後者所引起或加劇的自然環境的變化,往往是壹個不可逆的逐步積累和不斷擴散的過程。因此,災害的周期性變化與災害數量的累積上升趨勢並不矛盾。在目前的情況下,它們交織疊加成壹個不那麽確定的未來社會。所以,對於這樣的社會,與其抱著“不能無憂無慮,不必多慮”的“豁達”態度,倒不如老老實實遵守古人的諺語:“無遠慮者必有近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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