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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馮蘭瑞是個什麽樣的人?

難控制的

思想家劉小鋒曾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分為四個群體:五四壹代、解放壹代(成長於三四十年代,進入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文化角色)、五四壹代、遊戲壹代。學者何家棟也有類似的觀點。他把20世紀的中國思想家大致分為五代:世紀之交的壹代、五四壹代、壹二·二九壹代、四·五壹代和世紀末,而這個正統的主鏈就是梁啟超-胡適-顧準。

當我們問馮蘭瑞屬於哪壹代知識分子時,她回答說:“按照組織規定,1937七七事變前參加革命的都是紅軍。1934初中二年級被迫退學,參加星光讀書會。1937的春天,我參加了自強讀書會和救國會,勉強可以算是‘129’壹代。後來就是‘三八’式了。我是1938和1入黨的。算‘三八’式的也可以。”

馮蘭瑞於1920年9月出生於桂陽壹個小康家庭。年輕時,她和那個時代的優秀青年走了同樣的思想道路。那壹代人的追求是爭取民族解放,實行民主制度,發展經濟,建設獨立富強的國家,爭取個人自由解放。

1931年,當“九壹八事變”的消息傳到桂陽時,11歲的馮蘭瑞和姐姐壹起走上街頭,同學們高喊“不要向亡國奴發誓”的場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腦海裏。到她上高中的時候,她已經被學校開除三次了。第壹次是因為她和老師發生爭執,第二次是因為她挽留校長並上訪教育部門,第三次是因為她和教會學校的“洋神父”發生矛盾。

這個桀驁不馴的女人終於第三次輟學了。陶行知先生的名言“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幫助她做出了選擇。從星光讀書會、自強讀書會到重慶救國聯合會,她逐漸成長為壹名職業革命者。

這期間對她人生影響很大的是她的六叔謝凡生。這個比她大7歲的大叔,1931離開家鄉貴陽去了上海。我叔叔請求她的父親說服她的祖母允許他出去上學。他在信中說:“我的未來取決於我自己。”對他來說,這意味著走革命的道路。在11歲的馮蘭瑞看來,這對於生活有壹定的意義。我的舅舅,愛好音樂,選修小提琴,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被抓起來嚴刑拷打,要了他的左腿。

當親戚朋友把謝凡生從家鄉救出來時,馮蘭瑞也找到了他的第壹位啟蒙老師。我叔叔對她影響最大的就是給了她壹個機會去讀很多進步的書,比如高爾基的《母親》,蘇納費莫維奇的《劉鐵》等等。其中,《地下的俄羅斯》和《俄羅斯十大女英雄》是她印象最深的兩本書。

1938年初,18歲的馮蘭瑞加入了中國* * *產黨。白天在外面搞青年救國運動,晚上刻蠟板,印文件。

1940年,為了逃避國民黨的壹再追殺,馮蘭瑞終於去了當時進步青年心中的聖地延安。中組部把她分配到中央青年委員會,參與青年運動史的編纂工作。在完成十年內戰青年運動史的同時,她還寫了壹本徐特立的傳記。1946年秋,馮蘭瑞嫁給了李暢。隨著戰局的變化和李暢工作的調動,她先後在張家口《晉察冀日報》、華北軍區《同誌》雜誌、《上海青年報》(任首任社長兼總編輯)、《中國青年報》、《哈爾濱日報》工作。年輕時,馮蘭瑞壹直在革命的洪流中前進。到了1954,她終於有了自己的職業選擇。當時她是哈爾濱日報的總編輯,興趣從報紙編輯轉移到了學術上。她放棄了報社的領導職位,考上了中央高級黨校(後來的中央黨校)的政治經濟學專業。

文化大革命期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馮蘭瑞和流氓李昌分別被河南幹部監管,但她從未停止讀書學習。從65438年到0974年,西方國家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當時,於光遠找到正在回京治療的馮蘭瑞,與幾個人合作編寫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壹書。此後,馮蘭瑞在俞光遠的領導下在國務院政研室和社會科學院工作。多年的共同經歷使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刀光劍影——刀光劍影的激烈戰鬥

1975,鄧小平第壹次復出後,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他領導的這個“學者小組”後來被“四人幫”稱為“鄧吉謠言制造公司”。馮蘭瑞親身經歷了這個僅存在了四年的機構的沈浮。她清楚地記得政研室首先與“四人幫”展開的驚心動魄的鬥爭,然後是與“不管派”的鬥爭。她幾年前寫的回憶文章《在國務院政研室的日子》引起了很多人的關註。在文章中,馮蘭瑞對在批判鄧運動中搖擺不定的政研室領導人之壹胡喬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周總理去世時,我們都很難過。毛主席去世的時候,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國家要怎麽走。”馮蘭瑞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對鄧的批評還在繼續。1977年2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把握綱要》的社論。文章提出了兩個凡是:“我們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壹切決策;我們將永遠聽從毛主席的指示。”

然而,就在當時“最高指示”發布沒幾天,首都經濟界就在於光遠的倡議下召開了第壹次按勞分配理論研討會。馮蘭瑞說,會議實際上是用行動突破“兩個凡是”。從1977到1978,經濟學界召開了四次全國按勞分配理論研討會。這些討論構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壹部分。

除了參加會議,還與蘇紹智合作,在《人民日報》發表多篇文章,如反駁姚關於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本文獲孫經濟科學論文獎1984)等。後來,馮又參加了政研室《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集體寫作。這是壹篇由鄧小平審閱、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的關於按勞分配理論的總結文章。於5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1978刊登,全國各大報紙同日轉載,中央電視臺同日播出。

這些基本理論問題的爭論,遠非今日熱點話題,其中的風險、艱辛、關鍵之處,人們難以體會。理論爭論的背後是社會發展的實踐困境。馮蘭瑞說:“那時,工人的生活非常艱難。我們政研室去壹些地方調研,出了壹本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當時實行平均主義,八級工資制的等級差別很小。民間有句話叫“四個壹樣”:做多做少,做快做慢,做好做壞,什麽都不做。獎金取消了,計件工資也停了。沒有激勵機制,大鍋飯無法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生產上不去,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在突破了“無論哪壹派”這壹障礙之後,意識形態理論領域依然暗礁無數。在馮蘭瑞看來,1979年中期中宣部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從1976年四人幫垮臺到1979年初的前半段理論大撤退,可以說是上個世紀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第壹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有過短暫的自由思想爭鳴。近年來,她多次提到思想理論界的坎坷開端——“舞臺風暴”,就發生在理論務虛會結束後不久。

在這次務虛會上,馮蘭瑞和蘇紹智作了題為《論無產階級掌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的聯合發言,後來發表在《經濟研究》第5期(1979)上。他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到* * *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是壹個漫長的時期,必然要經歷幾個發展程度不同的過渡階段。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兩個“理論權威”指責他們,說這篇文章“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多次開會組織批判文章,不準發表作者的反批判。當時被稱為“三中全會以來的第壹次理論割喉事件”(此時張誌新被處決的消息剛剛傳出)。直到中央文件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對這篇文章的批判才告壹段落。

李銳和馮蘭瑞於1940年在延安相遇。他曾這樣評價這些往事,“我常常覺得,當年從大後方到延安的女同誌太多了,她們能夠像馮蘭瑞那樣勇敢戰鬥,從不向‘左’傾勢力低頭,取得這樣的學術成就。"

在他最新的作品集裏,馮蘭瑞哀嘆歷史不能被遺忘,人們經常“忽視平靜的大海和碧波下存在的危險的海灘和礁石”。她想埋葬過去,但近年來,她拿起筆,記錄下了自己經歷過的意識形態戰場的刀光劍影。

修竹成林

社會主義是不是失業,勞動力是不是商品,早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然而,在80年代,它仍然是壹個意識形態的禁區,它影響了許多經濟體制改革的措施。馮蘭瑞很早就關註了這些話題,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她是我國最早研究勞動和就業理論並取得巨大成就的經濟學家。1980《勞動就業六論》等文章指出,中國現階段不可能消除失業。1988,她率先提出用勞動力的市場配置代替行政配置,明確了勞動力的商品性質。

為了研究體制改革和就業問題,馮蘭瑞赴川、皖、浙三省進行經濟調研。她記得在蕪湖見過壹次那些“集體家庭宿舍”,每間不到20平米的房間裏住著兩三戶人家。每家都有壹張床,床前掛著窗簾。床板上有煤球和爐子、鍋碗瓢盆、腳盆、臉盆和便盆。員工的生活條件很糟糕。幾對夫妻的孩子,男女老少,住在壹個房間裏,不方便,經常吵架,沖突,就像恩格斯描述的貧民窟。這些場景,“促使我去關心和研究他們的勞動工資、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想到壹轉眼就是20年。”

馮蘭瑞後來的研究工作,越來越深入到社會現實層面。從65438到0993,73歲的她進入了壹個新的研究領域——社會保障。針對當時“多頭主管、條塊分割、政事分開、缺乏監管”的局面,她提出“應建立統壹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65438到0996,她發表了《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的形勢與對策》,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國內外30余家報刊轉載引用,獲得《新華文摘》第壹期“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壹等獎1997。

在新世紀,她的研究深入到城市化帶來的公民遷移和允許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於是,她寫了壹篇題為《恢復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對修改憲法的幾點建議》的文章,發表在《在壹起》第六期,並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參考。

今天的馮蘭瑞仍然熱衷於思考和關心國家大事。聊天中,她提到了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郎旋風”。在她看來,郎鹹平在國企改革中提出問題,但這不是第壹次。10年前就有學者關註過這個。比如歷史學家秦檜曾經發表過四篇文章《論公平至上》,吳敬璉也提出要防止特權資產階級的出現。

關於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馮蘭瑞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幾次會議上提出,要防止有人打著反“新自由主義”的招牌反對改革。"這項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還包括其他領域."

我們在馮蘭瑞的口述歷史中穿梭了三個小時,她85歲了還容光煥發。最後,她問了我們和所有年輕壹代兩個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中國向何處去?這可能也是貫穿她學術生涯的壹個命題。

當我們離開馮老的家時,我們看到院子裏有壹片小竹林。她稱自己的房子為“倚竹齋”,並寫了清代詩人黃中澤的四首《杜門秋思》。1972年,壹家人從幹校和邊境回到北京。造反派走後,院子裏堆滿了垃圾、雜草和碎石,假山、亭臺、噴泉壹片狼藉。每到黃昏寂寞或半夜不眠,她就想起黃中澤的“天冷無竹倚,愁買白楊。”壹次香山之行讓她發現竹子在北方也很適合,於是在東窗下種了壹株竹子。現在,竹子變成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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