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國憂民”的詩詞,反映了戰爭中國家和人民的苦難。憂國憂民,不僅有曹植的“死於國難”,也有辛棄疾的“終王天下之事,死後得美名”,更有文天祥的“自古誰無死於人生,留壹顆心照耀歷史”。
打著“死於國難”的旗號,辛棄疾奔赴“破陣”,陸遊臨終前留下了“王師赴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的殷切期望。憂民,最深情的是杜甫。關於杜甫的人格,朱把他與顏真卿、諸葛亮、韓愈、範仲淹等同為“君子”,意為品格高尚的人。
朱認為他們“經歷不同,立場不同,但若求其心,必皆光明磊落,坦蕩蕩,光明磊落。”杜甫的“光明磊落”,是他對人的生命的人道主義關懷。他的《三官》《三告別》就像壹部史詩,記錄了戰爭中人民的艱辛。
那些“娶妻求夫,不如棄路邊”的年輕人,“都戰死沙場了,怎能獨用其身”的老人,“杳無音信,死者重泥”的受害者,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對人民的愛是真摯的,深情的。
家國情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在文化中積澱的審美基因。它深藏於中華之魂,傲而不傲,輕而不妖。
它的內斂與包容,成就了中國文化的昂揚與自信:“不要誇好色,只需保持清新幹爽。”這種文化自信與古典詩詞齊頭並進,精致多彩,超越空間,點亮時代,照耀未來,反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