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喬伊斯的壹生中，民族主義始終貫徹始終。早在1912年8月22日，剛滿30歲的喬伊斯在給妻子諾拉的壹封信中寫道:“我是這壹代作家中的壹員，可能是在這個不幸的民族的靈魂中終於鍛造了壹個良知”。
魯迅和喬伊斯無論從背景、經歷、精神品格還是創作方法來看，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魯迅似乎從來沒有談過喬伊斯，這讓人覺得有點遺憾:魯迅對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非常關註，當時流行的新流派幾乎都有涉獵和評論，在創作中也使用了類似於喬伊斯的“意識流”或“心理文學”的手法，但當時並沒有對喬伊斯作出任何評價，難免令人困惑。妳沒註意到嗎？不完全是。其實，也許是因為民族命運的相似(愛爾蘭長期被英國統治)，魯迅對愛爾蘭文學特別關註，對喬伊斯也很關註。
喬伊斯作品中對民族和國家的熱愛深深打動了愛爾蘭人民。愛爾蘭人非常崇拜喬伊斯，他們甚至把《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利奧波德·布魯姆描述自己所有活動的日子——6月16日，定為“布魯姆日”，這壹天後來成為國慶節(3月17日的聖帕特裏克節)之後的壹個大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