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拜的作品中，《我的哈薩克民族》和《八股詩》也頗有影響。這些詩明確而尖銳地指出了人們生活中的不良習慣。其目的是讓人們正確認識生活，盡快擺脫這些精神枷鎖。這些詩的語言雖然尖銳，甚至過於尖銳，但人民喜歡。因為它們在給讀者藝術享受的同時，啟發讀者去回顧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那些落後的習俗所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追根溯源。人們在評論阿拜的詩時，都說它們像壹劑苦藥，幫助人們消除了自己的缺點。
阿拜從65438年到2009年接觸了80年代的革命民主思想，他的創作活動就是在這種先進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理論家別斯林基曾說:“每壹個聰明人都會正確地要求詩人的詩歌給予他當前問題的答案，或者至少為這些沈重的、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感到苦惱。任何詩人如果只寫自己，或者關註群眾只寫自己，恐怕只有詩人自己才是他作品的讀者。”正是那些折磨著人民的“沈重而無法解決的問題”造成了阿拜的苦惱，迫使他經常思考。為了準確地解釋復雜的社會現象，阿拜必須從廣闊的生活領域中選取最具代表性的主題，以擴大其創作主體的範圍。因此，阿拜的作品幾乎觸及了部落社會各行各業的生活，成為19世紀最後25年哈薩克人生活的真正百科全書。阿拜不僅在作品中宣傳民主革命的思想，而且積極參與當時壹切帶有反封建性質的活動。阿拜的父親庫南拜是當時陀布特卡部落的壹個首領，也是封建貴族利益的維護者。當上層統治集團與勞動人民發生爭執時，阿拜總是站在勞動人民壹邊，對庫南拜的思想進行批判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