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比君貴,民是治國安邦之本。
孟子曰:“諸侯三寶:地、民、政。”(《孟子》)無地無國無民,國無政,民放在重要位置。更有甚者,他提出:“民為重,國為次,君為輕。所以,邱敏是天子,天子是諸侯,諸侯是大夫。諸侯有難,必改之。祭祀完成,既繁華又及時。但若旱澇溢,則改國矣。”(《孟子·盡心》)。在孟子看來,民、國、君三者之中,民為重。田裏的人雖然卑微,但贏得他們的支持,就能成為天子;天子地位雖高貴,但要得到其賞識也只是附庸。如果王子和君主的行為危害了社會,就應該換掉他們。如果祭祀不粗暴,土谷神也不行,也可以換個神位。君主和國家可以改變,但人民是永恒不可動搖的。換君換國,都是為了人民安居樂業。顯然,孟子突出了君、臣、民三個社會層次底層的“民”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地位,這意味著他把“民”視為國家的主體。
2.君主必須得民心,順從民意,與民同樂。
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君主要想保證國家穩固和平,就必須得民心,順民意,享天下,憂天下。孟子用古人對待周文王和夏傑的態度來說明,只有與民同樂,人民才能擁護他。文王借助人民的力量修建了平臺和水池,但人民很高興。國王說不用著急,但是人民更加努力地工作。這是因為:“古人與民同樂,故能自樂。”而夏傑是暴力的,人民詛咒:“時間殺了我,我的女兒也壹起死了。”夏傑,妳什麽時候會死?我寧願和妳壹起死。到了“民欲同死”的地步,“池中雖有鳥獸,何以獨享?”[1](孟子·梁·王輝)
我們應該和人民在壹起。要順民意,得民心。只有這樣,人民才會真正熱愛和支持這位君主。孟子曰:“失天下者,失民也。”失去人民就失去了自己的心。世界上有句諺語:“得民心者得天下;有壹種方法可以得到心:用它聚集妳想要的,不作惡,妳也會。民歸仁,水就下去了,獸就走了。“把人民想要的東西給他們,而不是把他們討厭的東西強加給他們,他們就會贏得民心,人民就會像水往下流壹樣自然地轉向仁慈的君主。所以孟子總結說:“享民者,樂己也;人有其憂,人有其憂。樂在人間,憂在人間,但不是王者,什麽都沒有。”[1](孟子·梁·王輝·夏)
基於上述思想,孟子告誡統治者在思想上要重視和愛護人民,在軍事上要避免戰爭,要拯救人民,在經濟上要控制人民的財產,要富民利民。
3.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由於孟子所處時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無法超越君主專制的框架,但他的思想中已經有了壹定的民主因素,民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
第壹,君主沒有辦法,所以可以改變立場。
孟子對齊宣王說:“王誌臣把妻子托付給他的朋友,但如果他在楚遊蕩,他會凍結他的妻子。那又怎樣?”王曰:“棄之。”他說,“如果壹個法官不能統治壹個法官,那怎麽辦?”國王說:“完成了。”他說:“四境之內不治怎麽辦?”王顧說起過他。(《孟子·惠亮·王霞》)孟子壹步壹步地推陳出新。朋友不信就嫌棄,法官不稱職就不用了。那麽,如果君主死了,當然可以廢除。還有壹個著名的故事,齊宣王問孟子,“原因何在?”孟子對他說:“傳中有話。”說:“我怎麽能殺死我的國王?”他說:“善良的賊叫賊,正直的賊叫余孽。殘賊稱為‘夫’。我聽說過殺丈夫,但沒聽說過殺國王。”[1](《孟子·惠亮下》)這裏面包含著壹個邏輯關系:壹個君主只有在他仁政的時候才能被稱為君主,如果他不仁政,他就失去了君主的資格。他只是壹個“孤夫”,他的統治已經失去了合法性。那麽人民討伐他就是“殺夫”,符合天理。這實際上是孟子將孔子的正名思想應用為革命理論,表現出鮮明的民主色彩。
第二,我們應該在國家事務中征求人民的意見。
民主的理論基礎是統治者的權利是人民讓渡的,所以統治者的權力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孟子在這方面也有相關論述。他認為,在舉薦賢人、量刑犯人時,壹定要尊重民意:“不可能兩邊都賢惠;博士皆德,不可為;中國人都是有德的,然後觀察。看到好的,然後利用它。兩邊說不就不聽了;所有醫生都說不,不聽;中國人都說沒有,然後考察壹下。再見,然後走。雙方都可以殺,不要聽;所有醫生都說可以殺,但不聽;中國人都說妳能殺,然後審。看怎麽殺,再殺。所以,中國人民殺了它。這樣,妳就可以為人父母了。”[1](《孟子·梁·王輝下》),醫生們只代表少數人的意見,所以他們不聽。在政治事務中,我們必須聽取人民的意見,以人民的意見為標準。這就是“民治”的理念。孟子主張“禪讓”制度,但在當時的形勢下,禪讓已經行不通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強調舉薦賢人要征得百姓的同意。所以,摯友宋書說:“儒家的宗旨有二:尊堯舜,為明君所宜;據說唐舞做阿明大臣就能廢君。”[3](p51)
第三,對君主權力的限制。
孟子雖然沒有提出三權分立、制衡等現代民主思想。但他並不認為君主的權力是無限的。孟子思想的壹個重要特點是:“以天力抑君權,竊民之所為天。”[3]統治者自稱天子,即天子。他的所作所為必須遵守天道的命令,其本質就是天道在人間的代理。但孟子引用《泰誓》中的話:“天視己及人,天聽己及人。”[1](《孟子·萬章》)也就是說,天意是以民意為基礎的,天意代表民意,所以民意就是天意。這樣,君主表面上是受天帝制約,實質上是受輿論制約,對人民負責。正如梁啟超所說:“這種組織‘皇權之政’的所謂天人,就如同壹個憲政國家不負責任的君主壹樣;所謂天子,就是他負責內閣的領導。天子負責天道,百姓負責實際階級。”[4]照此推理,如果君主不對人民負責,人民可以罷免他。有壹種觀點認為,人民在本質上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
第四,給臣下壹定的獨立權力。
孟子曰:“今此有糙玉。雖然是萬噸,但是會被玉人雕刻。至於治國,為何與教玉人刻玉不同?”[1](《孟子·惠亮·王霞》)孟子通過形象化的比喻論證了他的理論:比如現在有壹塊價值連城的玉,必須經過專業的玉器師傅雕琢,才能完成。治國也是如此。如果君主的臣子說放棄妳的特長只能按照我的意誌去做,這和教玉師傅按照君主自己的意誌去雕玉有什麽區別?這裏所揭示的意思是,君主既要選拔任用各種有專業知識的人才,以完成治理國家的各種任務,又要尊重人才,使他們能夠獨立行使權力,而不應該任意幹涉,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思想包含了去中心化的含義。
第五,強調道德對權力的相對獨立性。
壹方面,孟子強調君臣之間的雙向關系,強調雙方應該互相尊重。他說:“妳若待我如兄,那我待妳如心。”:如果妳把我當狗或馬,那我就把妳當中國人;如果妳視我如糞土,那我就視妳為懦夫。”[1](孟子·離婁)。
另壹方面,道德優於權力。孟子主張君臣在德位關系上是相互依存的。“同壹個,子君也;臣,臣也;妳怎麽敢和君做朋友?有了德行,那麽兒子就是我的朋友了。Xi能成為我的朋友嗎?”【1】(孟子·萬章二世)他所謂的“妳怎敢與君為友”,是壹種“假惺惺”的自謙,本質上是不屑於與君為友。他所說的“Xi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是他骨子裏的壹種驕傲,本質上是為國王當老師。[3]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許多民主因素,但為什麽最終沒有發展成為民主或民主政治呢?除了民主政治的物質基礎,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原因:
1,孟子的民本思想只強調君主的義務,不主張人民的權利。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儒家仁政民本思想最大的缺點,就是為君,不為民。”[4]《孟子》這本書,多是孟子對諸侯的說教,勸諸侯“為民做主”,而不是主張人民“為國做主”。顯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君主是代理人,處於主動地位。另壹方面,人民是被動的。然後,如果妳有幸遇到賢王賢王,妳可以安居樂業,但不幸遇到昏君暴君,妳就要被虐待被壓迫。孟子雖然有民可以廢君復立的思想,但那只是孟子對君的警告,而不是他對民的呼籲。而且只是在非正常的社會條件下,以社會動蕩和人民流血犧牲為代價的暴力革命手段。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君主不是十惡不赦、無可救藥,是很難發起變革改朝換代的。在正常的社會條件下,人們沒有參與和討論國家事務的權利,也沒有合法和平的渠道來表達他們的利益。所以梁啟超說:“夫妻都說,民為國之本,政為養民,政之權在民之外。這種沒有政治參與的民主有什麽效果?”[4]
2.民本總是打著神權或道德說教的幌子,試圖讓專制君主與歷史上的聖賢平起平坐,卻很少或從不考慮法律制度的制約,以避免政治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天威雖令人恐懼,但畢竟遙遠;道德雖然可以“控制自己內心的是非”,但畢竟是軟弱的。所以,正如梁漱溟所說,以人為本“理想是自我理想,現實是自我現實,最後是不落實的文化。”[4]沒有法制的保障,民主理想只能淪為空想。
當然,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時代去苛求古人的思想。古人有他們面臨的時代背景,有他們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我們指出《孟子》的局限性並不是要否定孟子的思想。其實在先秦時代,孟子的大論本身就值得稱道。孫中山曾說,“在我看來,中國比歐美先進化,關於民權的討論幾千年前就有了,只是當時的說法,沒有形成事實。”我們用今人的眼光看古人,找出他們的局限性,就是為了完成今人的任務——實現民主。以人為本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民主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靈魂。以人為本和民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現代性不可能通過與傳統的徹底決裂來實現,而只能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改造來實現。如果把民本和民主的區別誇大為對抗,就會切斷民主的傳統資源。只有發展二者的關系,才能找到以人為本的現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