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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山水田園詩

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第壹個以田園風光和農村生活為題材創作了大量詩歌。他的田園詩開創了古典詩歌的新流派,受到歷代詩人的高度贊揚,被譽為“詩之根本”(於)。但由於階級偏見,很多封建文人往往把陶淵明當成壹個終日“東軒下怒吼”的隱士。他們對陶淵明田園詩的鑒賞,往往註重“棲居田園意趣,自稱西帝”(唐萌浩然詩)的風格,認為陶淵明的田園詩是“望塵莫及”的。即使是現在,也有人認為陶淵明的田園詩沒有反映現實,沒有反映人民的疾苦,表達的只是文人的閑情逸致和抱負。

這裏首先涉及的是對陶淵明的評價。對此,魯迅先生說:陶淵明“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不是‘全寂’”(《題未定論》),這是非常準確的評論,我們就不贅述了。其次,還涉及到壹個評價標準。陶淵明的田園詩是抒情詩。作為抒情詩,反映現實的方式和手段自然不同於杜甫的“三官”、“三別”等敘事詩。主要是通過主觀感受來反映現實生活,但是生動形象。而且每個詩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性格都不壹樣,以至於在反映生活時往往采用不同的主題。不能簡單地指責詩人沒有反映生活的某壹方面,而應從詩人的創作實際出發,考察他以什麽方式反映了什麽樣的社會現實,才能得出更符合事實的結論。陶淵明山水田園詩的獨特意義在於,他從自己“傾其所有”的生活實踐出發,選擇了前代詩人不曾用過的題材,從田園生活的獨特角度表達了對社會生活的感受。從寫生的畫面和平淡無奇的生活場景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壹個風土人情各異的詩人的自我形象,還可以通過詩人的喜怒哀樂窺視到當時社會現實的某些方面。

陶淵明的田園詩大多是在“鑄冠紡舊市”之後創作的。他雖然“天生愛秋山”,卻不願意死在農村。在他的青年時代,他曾經“渴望逃離世界各地,在思遠飛翔”,渴望像他的曾祖父陶侃壹樣有所作為。但他所生活的那個“出雲奔鯨”(《生死子》)的動蕩時代,使他無法實現“大有裨益壹生”的理想。他沒有貴人之門可以依靠,“性只是笨拙,事也太多”(《晏子等疏》)。雖然不止壹次步入仕途,但他總覺得“恥於誌”,每次都很快辭了職。幾次做官和退休的經歷,蘊含著他的理想和抱負屢屢碰壁的痛苦。每當他對官場的骯臟黑暗義憤填膺時,他的內心必然會燃起對農村生活的懷念:“靜心園好,人間好!”“田源日的夢想已經分開很久了!”最後,他選擇了“打土為安”的人生道路,毅然把衣服刷了回去。他的田園詩創作正是基於這樣壹種生活體驗。

顯然,陶淵明的隱逸具有反抗現實的積極意義。他的田園詩也表現出對正在革除惡臭的仕宦生活的深仇大恨,蘊含著“雖離失傳不遠,但已非昨日”(《歸Xi詞》)的深情。所以他常常把田園風光和田園生活描寫成官場和仕途的對立物。這壹點在他早年隱居時的詩作中尤為明顯。比如《歸園》第壹首:

很少有人不入鄉隨俗,他們的天性是熱愛自然。誤墜塵網,十三年。籠中的鳥常常依戀過去的森林,池裏的魚向往過去的深淵。我想在Minamino開荒,保持我對田野的謙卑。房子周圍是十畝左右的土地,茅草屋的茅草屋。柳樹掩映屋檐,桃樹掩映院前李烈曼。鄰村的鄰村隱約可見,村裏飄著裊裊炊煙。深巷犬吠,桑樹頂雞啼,戶戶清凈雜,虛室多閑。長期被困在沒有自由的籠子裏,我今天終於回到了森林。

在詩人的筆下,鄉村是那樣的美麗和寧靜:桃李榆樹柳環繞,有幾間小屋,遠處的村落依稀可見,輕煙裊裊;偶爾有幾只烏鴉和狗從幽深的巷子裏吠叫。這裏的壹切與喧囂危險的官場是如此不同。難怪詩人會像“池中之魚”、“籠中之鳥”壹樣慶幸自己“回歸自然”。在田園詩般的田園裏,詩人“耕耘了,播種了,他卻還在讀我的書”“他會俯仰到宇宙的盡頭,他也不會快樂”(《讀山海經》第壹)。就像鳥兒在仲夏的樹蔭下找到依靠壹樣,詩人也從耕作和閱讀中找到生活的歸宿。雖然這種生活是孤獨而貧窮的,但詩人在經歷了“役累,半夜寂寞”的仕途,拜倒在別人身上之後,卻被這種無憂無慮的情趣陶醉了。

正是因為他對現實的痛恨,“懈節誠退,市井必驅易進之心”,陶淵明反復唱出田園風光的純凈,田園生活的淳樸:“山色清淺,可以舔我的腳。魯(魯國)我新煮的酒,只有壹只雞招手近局(《歸園居》第五回)“過了門,更迎。如果有酒,可以考慮壹下。農事歸故裏,閑情需相思。相思披衣,談笑間,貪得無厭”(《遷徙》第二)。類似的贊美在他的田園詩中比比皆是。在這些詩中,有壹種平和寧靜的氣氛。

有人指責陶淵明在詩中描寫農村生活,不符合被戰爭掠奪的旬陽農村的實際情況。持這種批評的人忽略了陶淵明的田園詩中有壹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詩言其意”,或者說“意”即詩。這是元好問說的:“這人是不是寫詩,寫的直入雲霄?”張潔也說:“狗叫巷子深,雞啼桑樹頂”,本來是說郊區的閑適,不是唱農村的。”他們都指出,陶淵明筆下的田園風光才是他心中的“意義”。這個“意”,本質上是詩人追求的壹種理想的人生境界。陶淵明是壹個精神生活非常豐富的人。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辛酸經歷和老莊崇尚自然的深刻影響,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理想:他崇尚任真的自滿,認為精神上的壓迫和束縛是違背自然的,因此把官場和仕途當作“塵網”和“牢籠”;他反對欺詐和虛偽,向往淳樸誠實的社會,認為人應該真誠友善。”當是兄弟,何必骨肉(《雜詩》);他反對奢靡之風,認為“農織之用,以應此Xi之需”(《和流柴桑》),提倡簡樸充實的生活。總之,這裏沒有暴力,沒有虛假,只有單純,天真,和諧,自然。這種理想狀態與他從小就熟悉和喜愛的田園風光非常接近。詩人在長期貧窮孤獨的耕讀生活中,不斷從自身的實際感受中挖掘鄉村生活固有的淳樸之美,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就像他從“天氣壹天比壹天好,鳥兒在歸來”(飲酒之五)中領悟到“真諦”壹樣,詩人也在這種自然樸素的田園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比如彈琴讀書,喝酒,或者種菜,仿佛進入了壹種理想的境界。於是他說:“說起忘簪,真是樂事!”(《何國主簿》第壹部分)

總之,陶淵明早年隱居時的田園詩往往以壹種特殊的方式反映現實。他作品中的田園風光,不僅僅是正常農村生活中的普通壹幕,更是詩人理想生活的洗滌。這些和諧自然的山水田園詩,作為“八桌昏合,平地成河”(《停雲》)的黑暗現實的對立面,體現了詩人對理想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時,它們又立足於詩人實際的田園生活,生命理想與生疏詞語的實踐巧妙融合,使其田園詩歌具有壹種特殊的魅力。當我們了解陶淵明田園詩的創作背景和表現特征時,就不會輕率地批評他們“粉飾現實”。

此外,如果我們認同作家能以多種形式“反映人民疾苦”,那麽我們就應該承認,陶淵明的田園詩,尤其是他晚年隱居時的詩歌,壹定程度上反映了鄉村衰敗破敗的景象。如《歸舊居》《賀流釵桑》。尤其是陶淵明在經歷了“頗為老農,值年災”的人生磨難之後,很多詩詞都寫到了他日益尷尬的處境:“烈火如焚,飛蛾在田中央。風雨來來去去,收斂未滿。夏日饑腸轆轆,寒夜難眠。晚思雞鳴,晨願遷吳(《龐竹書·鄧治中》怨詩楚調);身體虛弱的時候,會餓很久。麥子被人羨慕,誰還敢貪肥?如果妳像壹頓九頓的飯,夏天會厭倦寒衣”(《有會》)等等。陶淵明雖然窮,但畢竟是士大夫(顏延之《鄭濤史記》)。他還處於如此悲慘的境地,可想而知農民們的處境是多麽悲慘。

陶淵明雖然被譽為“古今隱士詩人之宗”,但他其實與當時的那些“隱士”有著天壤之別。首先,他真的不想當官。他真誠地“抱著壹顆孤獨的心直到生命的盡頭,謝亮的價格在市場”(《儒者的感覺是不幸的》)。其次,他不同於主張玄聖學說的士大夫,他“執戟累地,雲中耕稼”(謝靈運《獄中讀書》),而是堅定地把自己退隱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付諸於“投身於自己的資本”的行動。因此,描寫詩人在勞動中的感受成為陶淵明田園詩的重要內容。

首先,從他的山水田園詩中可以看出他樸素的人生觀和勞動觀。眾所周知,統治者歷來輕視勞動,魏晉以來,士大夫“以涉農經商為恥”(《顏氏家訓·綿學》)。而陶淵明卻從他的壹生中體會到“壇壇罐罐皆盡,冬去春來”(自我犧牲)孔子所說的“君子謀道而不謀食”、“憂道而不愁貧”是不現實的。在《勸農》壹詩中,他委婉地批評了孔子不問耕耘的態度和董仲舒對園藝的冷漠,說:“舜耕,禹耕,遠在,八策始食。”怎樣才能像我這壹代人壹樣“拖手”?在他看來:“民生勤奮,但勤奮不匱乏。安安靜靜地宴飲,壹年到頭開開心心的?”雖然他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的貧窮主要是階級剝削造成的,“勤勞”未必“匱乏”,但他從“人生歸於正道,衣食有保障”這壹平凡而簡單的道理出發,強調每個人都要參加勞動(《耿旭誕辰九月西田收割早稻》)。這對於古今以涉農事務為恥的人來說,真是壹句催人奮進的智慧。

正是基於“衣食要守規矩,種田不可被我們欺負”(《徙》第二部)的認識,陶淵明開始參加農業勞動。《癸卯年春的田舍》兩首詩,忠實地記錄了他第壹次下地的激動心情和新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