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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巴金爺爺。

10年10月25日,第八屆巴金國際研討會在巴金的祖籍嘉興召開。會議由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市作家協會、嘉興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共同主辦。參加完前日在滬舉行的巴老追悼會後,陳思和、李存光、陳子善、李輝等60多位學者按計劃連夜趕赴嘉興參加會議。

本次研討會為期三天,主題為“巴金與當代”,分為“巴金創作和思想對當代文學發展的作用和意義”、“經典巴金創作與當代思想文化的交流”、“新發現的巴金文學與當代思想文化的關系”三個專題。

“我想,我們今天對巴老最好的紀念,就是不折不扣地實現他的願望和目標。”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學者李輝動情地說。

求國圖贈書。

65438年10月25日下午三點半,嘉興陽光酒店三樓。復旦大學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吳福輝發言完畢後,主席臺上的主持人李輝情緒激動,以巴金文學研究會的名義發表聲明:要求國家圖書館向全社會公布三年前巴老捐贈圖書丟失的調查處理結果。

2002年6月65438+2月65438+2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題為《誰褻瀆了巴金?——巴金贈書家庭追稿,在國家圖書館發表巴金贈書事件遺失報告。事件披露後,國圖經歷了壹個從否認到承認的過程。

在巴金家人致信國家圖書館,要求“歸還父親捐贈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園·隨筆·家散頁》第五卷”後,國家圖書館派專人來滬,與巴金的女兒和兒子李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他們解釋了因工作原因丟失書籍,並承諾。

然而時間飛逝三年,國家圖書館並沒有兌現承諾。直到巴老去世,國家圖書館從未就此事與巴金家人進行過溝通和說明。李曉林說,“自那次會議以來,他們沒有打過電話。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作為巴金的研究者,在《人民日報》做編輯的李輝在北京潘家園的二手書市找到了丟失國圖的巴老捐贈的書。在國圖確認丟失後,他曾以人民日報的名義采訪過國家圖書館的負責人。

“當時他們給我的承諾是,會認真調查此事,並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給巴老、他的家人以及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新聞界壹個交代。結果,到現在為止,國家圖書館都沒有答案和解釋。”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李輝仍然感到憤怒和困惑。

巴金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立民曾暗訪國家圖書館。他去圖書館,按照巴老給國家圖書館的書單要求借書。結果工作人員對他說:“妳借的書有的有,有的沒有。”

“為什麽不呢?”周立民問。後來他得到的結果是,巴老給的壹些書不在圖書館,根本找不到。因此,周立民懷疑,全國地圖中並沒有巴老捐贈圖書的完整清單,也沒有認真統計過書刊的分布情況,更談不上有效的保護和管理。

巴金捐贈的圖書丟失,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在研討會上,壹位知名的文化老人,想從巴老贈送的書籍中學習,他說寧願把自己的書當廢品賣,也不願捐給(國家)圖書館。

李輝和周立民的發言在研討會上引起了70多位學者的強烈反響。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教授拉喬諾夫告訴記者,這是他第壹次聽說此類事件。“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圖書館這樣對待巴金的書是很不正常的。我希望這些書能盡快被找到。我無法想象像巴老這樣受人尊敬的作家捐贈的書籍會丟失和出售。”

曾與巴金有數十年交情的學者奧德羅夫,曾向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捐過書。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特別室將他捐贈的書籍放在壹起,並以奧德羅夫的名字命名圖書館,向讀者開放。

日本壹橋大學教授酒井良(Yoshi Sakai)無法理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絕對不是什麽事情,這樣的事情在日本從來沒有聽說過。如果發生,輿論會有非常激烈的反應,這個圖書館的領導會引咎辭職。直接責任人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向人民道歉並承擔相應的責任。”

韓國水原大學的學者李錫慶認為,“即使是非常受歡迎的書也有無形的價值,因為它是由名人捐贈的,並有名人的簽名。研究者可以借此了解名人的閱讀過程,了解他的精神和思想構成,對他的學術成就做出價值判斷。”

因此,會場的氣氛變得嚴肅起來。許多學者對此事發表了意見,要求國家圖書館信守承諾,公布調查結果,改善圖書管理。

據悉,巴金文學研究會將於近期致函國家圖書館,要求盡快公布對此事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

文學館?存檔?

雖然十多年過去了,但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吳福輝仍然記得,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在西三環附近的曼菊集成立。文學館開館那天,巴金壹坐到會場,就從褲子裏掏出壹個信封,遞給當時的館長楊力。楊麗打開壹看,發現裏面有鈔票和硬幣。巴金嚴肅地對他說:“我剛拿到壹本書的稿費,給了文學館。”

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晚年的夢想。感覺“文革”否定了壹切。大部分作家被貼上了“鬼魅”的標簽,他們的作品被否定為“毒草”。只有八個樣板戲和壹個作家留在了這個國家。巴金認為,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對文學是有貢獻的,需要壹個機構來介紹他們的生平和作品。另壹個原因是,文革後,許多現代文學資料遭到破壞、遺棄和丟失。

“可以說,現代文學館是為了反對‘文革’,反對被‘文革’肯定否定的現代文學而建立的。”現代文學館前館長亦舒說。

從1979開始,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想法就出現在巴金的腦海裏。1981 04年2月14日,巴金在《創作回憶錄·關於壹個寒夜》和《創作回憶錄後記》第十壹篇中首次提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壹倡議於3月1981日正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1981 4月,中國作協主席團采納了巴老的建議,上書中央,要求建立現代文學館。

通過巴金的呼號,1983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處。1985年3月,中國現代文學館掛牌,在西三環附近的曼菊集。1996中國現代文學新館奠基。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巴金向現代文學館捐贈了25萬元,還向文學館捐贈了他珍藏多年的7765冊圖書、雜誌、手稿、信件和照片。

受巴金的啟發,茅盾的親戚把茅盾所有的遺書和用過的物件都送給了文學館。在巴金的勸說下,湯濤作為壹個文學收藏家,把自己的收藏送了出去:15000本雜誌,35000本書籍,其中很多都是孤本。

現當代文學館館藏30多萬件,其中圖書654.38+07萬冊,雜誌265.438+000冊,圖書9萬多冊,手稿654.38+00970份。它是中國最大、最權威的文學手稿圖書館。

“在夢裏,我幾次站在博物館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當我醒來的時候,我仍然把夢當成了現實,獨自在床上微笑。”在《隨想錄》中,巴金這樣說。

吳福輝告訴記者,在那份著名的提案中,起初還使用了“信息”壹詞,但在準備過程中被去掉了,因為它可以承載更多的內容。

巴金心目中的文學館是壹個數據中心,由作家自己組成。它收集、整理和提供所有中國現代文學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與之相關的書籍、手稿、信件等,為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壹個總結,是人們認識文學和中國人的“靈魂之美”的地方。

“現在文學館是局級行政單位,好像是安排幹部的地方。它的發展變化與巴金最初的設想相去甚遠,更像是壹個文化景觀,如此奢華,是用來參觀展覽的,誰出錢誰就可以用。當然要發展巴老的東西,但方向應該是向他的本意發展。成立文學展覽館還不錯,但是妳們建的這麽豪華,編的這麽多,卻沒有研究部門。成立這麽多年,現代文學研究毫無建樹。”李輝文學館的現狀是“愛被切割,痛被憎恨”。

“現在文學館把巴金的手印刻在門上,上面鑄有他的印章,門口豎立著他的雕像。我想巴金在清醒的時候可能不會同意這樣做,因為他不想在文學的博物館裏突出自己。他是壹個不突出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的文學館給人的印象不好,好像文學館是為巴金而建的。”

邵燕祥認為,文學館裏的五四新文學運動雕像缺少了像胡適、陳獨秀這樣的文學革命和文學改良的旗手,這是壹個巨大的缺陷,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真相的回避和逃避,不符合巴老的意願。下個月,總面積1.6萬平方米的文學館二期、三期即將開工。李輝希望文學館能實實在在地為壹些學術研究做準備。

文革博物館的可能方案

65438年10月25日上午,畫家余楓落淚。“巴金是民族的良心。壹想到他,我就不敢做壞事。巴金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建立文革博物館。趁大家還沒有忘記那段歷史,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收集更多的相關資料。”

巴金的女兒李曉林在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說,“文革博物館是我父親唯壹未了的心願。”冰心的女兒輕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巴金叔叔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建立壹個文學館和壹個‘文革’博物館。然而,這兩個目標只實現了壹個。”

1986年,巴金在《隨筆·文革博物館》壹文中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該只是壹句空話。最好能建壹個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真實的事情和驚心動魄的真實場景來解釋20年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我沒有壹個完整的計劃,也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但我有壹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該做的事情,建設中國的文革博物館是每個人的責任。我只說了壹句,其余的我等著別人說。”

“十年浩劫是怎麽開始的?人是怎麽變成野獸的?我們應該總是做壹個樣子。”“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阻止歷史的重演,防止‘文革’再次來臨。”由於害怕歷史重演,巴金害怕晚上做夢。

1995年6月23日,巴金杭州療養院為《十年壹夢》更新版寫了壹篇簡短的序言:“十年壹夢!我被驅使去睡覺,我被騙去睡覺。我備受折磨,在不眠之夜旁滴血。多麽沈重的夢,多麽艱難的壹天,我不斷看到血淋淋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那個夢帶著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在我痛苦的時候,陸續聽到壹些朋友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雙手結束了生命。夢想的代價太大了。我不是軍人!我能活到今天,不是因為我的勇敢,而是因為我相信壹個道理:任何夢都會醒來。”

這壹年,正是“文革”三十周年,年過九旬的巴金又發出了聲音。這壹年間,巴金還為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寫了後記。大型目錄《文革博物館》出版於1995年底,收錄歷史照片數千張。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最完整、最有力的著作。

巴金不僅承諾將自己寫於1986的《文革博物館》壹文放在書的開頭,還用顫抖的雙手題詞:“不要讓歷史悲劇重演”。巴金在會見這本書的作者時說:“這是應該的。”

余楓還有壹件舊衣服。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監禁。她戴了七年,她的丈夫黃苗子以前也戴過。每個周末,她都會收到壹些針線,在時間靜止的監獄生活中,這些針線給她帶來了極大的快樂。余楓認為,在文革博物館成立之前,現代文學館就應該承擔起收集文革時期展覽資料的責任。她說她願意捐贈這套衣服。

邵燕祥說:“巴金壹生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遺產。走近它,盤點它,繼承它,是思想文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文革博物館的建立可以讓人反思歷史。我們紀念巴老最好的方式就是實現巴老的遺願,暢通無阻地開辟和創造講真話的空間,讓講真話成為壹種社會風氣和普遍心態。”

李輝的建議更具體:“在文革博物館建立之前,文學館能否承擔巴老在《隨想》中提出的文革博物館的部分功能,比如至少要成為文化藝術界的文革博物館。現在文學館那麽多展廳,我們有沒有可能拿壹個展廳,做壹個永久展覽?這是我的壹個想法。”(編輯: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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