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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喬年的人生經歷

陳喬年,男,1902,安徽安慶人。當他年輕的時候,他和他的哥哥陳延年在家鄉努力學習。1915年,兄弟倆離開家鄉到上海讀書,和當時正在編輯《新青年》雜誌的父親陳獨秀壹起生活。1917年,陳獨秀被聘為北大文科大四學生,陳延年和陳喬年在上海開始了各自獨立的生活。很快,兩人都考上了復旦大學。

1919 12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陳喬年和延年壹起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的三年多時間裏,他們逐漸拋棄了自己信奉的無政府主義,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1922年冬,經中共中央批準,陳延年、陳喬年加入中國。第二年3月,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陳喬年等人離開法國前往蘇聯東方工人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離開莫斯科回國。

回國後,陳喬年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在國外生活多年後,陳喬年突然回到祖國的懷抱,感到非常高興,並充滿了報效祖國的熱情。看到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種種倒行逆施,他不禁怒火中燒,更加堅定了戰鬥的決心;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革命統壹戰線建立後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使他對革命的勝利充滿信心。陳喬年壹來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火熱的鬥爭中。

當時,在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政治鬥爭日益高漲,但革命統壹戰線的內部矛盾開始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企圖破壞統壹戰線,國民黨也發出反共的聲音。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地委(北區地委的前身)認為,必須進壹步加強宣傳工作,以適應思想戰線鬥爭的需要。但當時軍警檢查非常嚴格,辦刊物、印傳單都非常困難。為了保證安全,印刷廠不得不經常更換,有的私人印刷廠不敢印刷革命宣傳品,有的則趁機提高印刷價格。為了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引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反擊各種反動謬論,北京區委根據李大釗的提議,決定在北京建立秘密印刷廠,並把這項任務交給了陳喬年。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1925年2月的壹天,陳喬年在北大第壹醫院的壹間教室裏召集有關同誌開會,研究建立印刷廠的具體事宜。陳喬年首先征求了與會者中有經驗的印刷商的意見,然後提出了在兩周內建立印刷廠的要求。會後,幾位同誌立即行動起來,詢問市場情況,購買舊機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用合適的房屋作為工廠,招募因罷工而被資本家開除的印刷工人到工廠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廠正式開工。

這個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翻印中共中央機關報《指南》,印刷《政治生活》、《北京地委機關報》和壹些傳單。為了避免敵人的破壞,印刷廠白天印刷市民的壹般文稿,晚上開始印刷黨的報紙和其他宣傳品。大約半年後,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印刷廠搬了地址,改了名字,讓敵人始終不了解這家印刷廠的真實面目。就這樣,這個在陳喬年主持下創辦的印刷廠,在敵人眼皮底下工作了1多年,保證了《指南》和《政治生活》在京的按時出版,為宣傳我黨的主張,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25春夏,中國* * *先後在北京發起並領導了全國會議推進會,悼念孫中山,聲援五卅。在這些運動中,陳喬年不厭其煩地四處奔走,幫助李大釗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成為李大釗的得力助手。10年6月,中共北區委員會成立。李大釗任區委書記,陳喬年任組織部長。

北區區委成立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區以下開辦高級黨校的決定,為了“造就能治黨、幹負責任工作的人才”,隨即在北京成立了區委黨校。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認真分析了北區區委所轄地方委員會的情況。他們根據工作需要,規定了學生條件,確定了地方委員會選拔的學生人數。並經中共中央同意,邀請當年4月從蘇聯回來的羅亦農擔任校長主持黨校。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北區區委黨校於6月1925+00正式開學。陳喬年擔任過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黨的建設、世界革命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的教學任務。他經常熬夜準備演講。他的講座簡單明了,令人信服,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個月後,這次黨校圓滿結束。帶著巨大的革命熱情,全國各地的學生要麽回到原籍,要麽被派往其他地區工作。他們大多擔任了黨和青年團的基層領導幹部,為革命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北區區委黨校是中國北方第壹所高級黨校。雖然時間不長,缺乏經驗,但已經很成功,達到了預期目標。這與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喬年的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

1925 165438+10月,因為馮至將軍郭松齡叛逃,與革命國軍會師,使國軍控制了京畿地區。在革命群眾運動的強烈沖擊下,軍閥支持的段政府也搖搖欲墜。鑒於這種情況,在北區委員會於十月中旬召開的壹次會議上(165438+),有同誌建議,應抓住當前的良好時機,在國軍的配合下,領導在京革命群眾進行起義,推翻段政府,建立國民政府,結束軍閥的反動統治。陳喬年冷靜地分析了敵我之間的力量對比,並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革命形勢雖好,但起義問題要慎重考慮。因為國軍雖然同情群眾的革命運動,但其上層的態度還不明朗,中國也沒有自己的軍隊。壹旦國軍態度發生變化,起義就很難成功。陳喬年的意見受到了與會同誌的重視。然後有同誌提出,可以做兩個準備,根據形勢發展靈活安排;即使起義難以持久,它至少可以顯示群眾的力量,沈重打擊段政權。區委經過反復討論,采納了這壹意見,作出了發動“首都革命”的決定,成立了由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擬定行動計劃,負責“首都革命”的準備和指揮工作。雖然陳喬年有不同意見,但他堅決執行區委的決定,積極參加行動委員會的工作。國民黨右派領袖經過幾天忙碌的秘密準備,到國軍中散布謠言,挑撥中國與國軍的關系,改變國軍的態度,違背了響應革命群眾行動的諾言,派兵保護段執政政府。28日上午,行動委員會得知這壹突然變化後,立即通知地區總部停止行動。但由於當時通訊不便,壹些區因未能及時收到通知,已開始對預定目標發起攻擊,並散發了大量呼籲實行“首都革命”的傳單。情況緊急,行動委員會果斷決策,決定帶領廣大群眾繼續向段各政府機關發動猛烈攻擊,並召開國民大會,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29日,群眾遊行示威後,“資本革命”結束。

“首都革命”雖然顯示了革命群眾的巨大力量,打擊了段政府,但並沒有達到推翻段政權,建立國民政府的目的。實踐證明,陳喬年當時對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議是正確的,這說明他面對大好形勢始終保持著十分清醒的頭腦;而且他在行動上堅決執行組織決定,說明他黨性強,組織紀律性高。

3月1926,12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派軍艦掩護奉奉軍閥進入大沽口。駐守大沽口炮臺的國軍見日艦駛來,用旗語阻止,但日艦不予理會,於是國軍發出空炮警告,日艦竟實彈射擊,傷亡10余人。國軍被迫還擊,將日艦趕出大沽口。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國軍破壞辛醜條約為借口,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並調和英、美、法三國使節,於06年3月16日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蠻橫態度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8日上午6時438分,來自北京80多所學校、60多個組織的約數千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全國反八國聯軍通宵大會”。會前,陳喬年、趙世炎在北區委員會會議上匯報了發動群眾、準備開會的情況。李大釗表示要親自參加群眾集會,陳喬年建議保鏢唐如仙陪同,以保護他的安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北區區委領導參加天安門全國代表大會後,率2000多人遊行,到鐵石子胡同(今張自忠路)向政府請願。

在請願者進入行政政府前的廣場後不久,段的軍隊和警察開槍並屠殺手無寸鐵的人。頓時血流成河,秩序大亂。看到這壹幕,陳喬年大叫:“不要亂!”然後冷靜的指揮周圍的人撤退。這時,軍警壹邊開槍,壹邊用刺刀向人群撲來。人群中,陳喬年的胸部被刺,鮮血立刻浸透了他的外套。他忍著劇痛,繼續指揮群眾撤退,然後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回到了區委機關。

簡單包紮傷口後,他立即詢問了區委其他同誌的情況。聽說李大釗和趙世炎還沒有回來,他很著急,讓剛回來的唐如仙馬上去找他們。直到李大釗和趙世炎安全回到辦公室,他才放下心來。

當天,北區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悲劇發生後應采取的對策。胸部受傷的陳喬年堅持參加會議,並不顧疼痛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李大釗見他臉色發白,叫他休息壹下,直到開會才離開。作為北方黨委的組織部長,陳喬年與李大釗、趙世炎壹起領導了歷次在京的重大鬥爭,為北方黨的組織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中國還處於起步階段,缺乏組織建設的經驗。因此,陳喬年面臨的任務非常艱巨。但他不畏艱難,刻苦學習,虛心求教,敢於探索,終於在實踐中找到了壹些成功的經驗。為了嚴密組織黨的工作,加強區委對北方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準確掌握黨的發展情況,他精心設計了各種統計表格,發給各級黨組織使用。同時制定了組織工作制度,要求各級組織遵照執行。後來中共中央把他設計的表格轉發到各地,推廣了北方區委加強組織建設的經驗。

發展黨員,擴大黨的組織,是當時組織建設的壹項十分緊迫的任務。為此,陳喬年經常深入學校、工廠和機關,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在他擔任組織部長期間,北方地區的黨組織有了很大的發展,黨員人數也大大增加。據統計,1924的5月,黨員只有75人,兩年後,1926的7月,黨員有2069人。

陳喬年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對黨的事業的崇高獻身精神,在鬥爭中始終保持高昂的鬥誌,在工作中經常廢寢忘食。當時在區委工作的同誌經常加班加點趕宣傳資料的印刷。看到壹些年輕同誌愛打瞌睡,陳喬年主動走到他們身邊,陪著他們壹邊寫,壹邊寫完文章,幫助他們幹活。有同誌擔心這樣會影響身體,勸他早點休息,他卻笑著說:“妳睡了,我也睡了,檔案也睡了。就這樣,我們的工作也睡著了!”這讓所有人都笑了,所有的睡意都消失了。陳喬年就是這樣壹位充滿朝氣、活力和革命樂觀主義的革命戰士!1926下半年,陳喬年奉命離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中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喬年出席了會議,並當選為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會後留在武漢工作,任中組部副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喬年嚴厲批評了他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誌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導致了嚴重的後果。不僅辜負了大革命,挫敗了黨,還被敵人殺害了我的弟弟延年、李大釗、趙世炎等人。這是壹個不能忘記的血的教訓。只有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才能不存幻想。陳喬年還對陳獨秀說:“爸爸,妳過去實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妳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黨要有自己的武裝,走蘇聯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只有這樣,中國革命才有希望。”

會後,陳喬年被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7年冬,奉命調往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當時上海的環境極其險惡,國民黨反動派到處瘋狂搜捕* * *人士和革命群眾。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被摧毀,鮮血灑滿了黃浦江上空。到上海後,陳喬年不顧險惡的環境,積極與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合作。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他們不斷變換鬥爭方式,巧妙應對敵人。他們秘密深入工廠、鄉村、機關和學校,聯系同誌,恢復和重建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鬥爭。在他們日夜為革命奔走的情況下,上海的革命力量克服艱難險阻,重新振作起來。正當上海和江蘇的黨的工作有了新的進展,有了新的面貌的時候,發生了極其不幸的事情。1928二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在英租界成都北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陳喬年主持了會議。由於漢奸唐的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場,和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誌被捕。這是繼6月1927之後,對江蘇省委的又壹次重大傷害。

陳喬年清楚地知道,在鬼門關生存是很困難的。他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無所畏懼,無怨無悔。從被捕的第壹天起,他考慮的就是如何繼續頑強而巧妙地與敵人鬥爭。起初,他改名為王,但敵人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為漢奸唐在他來到上海後不久就不知道他了。敵人千方百計想查出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但都失敗了。

黨組織得知陳喬年等人被捕後,盡最大努力營救他們。因為沒有暴露真實身份,所以打算用錢贖他。與他同時被捕的鄭和許,也在獄中研究營救他的方案;計劃由漢奸不知名的周之初接替他的位置。周之初非常勇敢,立即答應用自己的犧牲來挽救陳喬年的生命。所有這壹切都在按計劃進行。沒想到,周之初的父親出於對小早川憐子的好感,也派人四處營救,讓敵人間接發現了陳喬年的身份。陳喬年看到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於是他請監獄裏的人告訴黨組織,他希望黨不要為營救而費心,更不要為他花錢。在陳喬年被關押期間,敵人對他進行了多次折磨,以獲取更多的秘密。他總是咬緊牙關,擺出壹副冷冰冰的面孔,堅定不移,不屈不撓,不斷鼓勵其他同誌保持革命氣節。

看到他們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敵人計劃殺死三個重要的人,陳喬年,和許。同誌們得知後都很難過。陳喬年鼓勵大家為革命保重身體,努力學習,以便將來繼續為黨工作。他還樂觀地說:“讓後人享受前人的幸福吧!”他的朋友問他對黨和家庭有什麽遺言。他回答說:“我對家人沒有牽掛,對黨對我的營救表示衷心的感謝。”

6月6日,1928,敵人在上海林峰大橋邊開槍打死了年僅26歲的陳喬年。鄭和許也與他壹同遇難。

陳喬年的犧牲使黨失去了壹位優秀黨員,革命失去了壹位堅強的戰士,中國人民失去了壹個忠誠的兒子。陳喬年的名聲和他的革命功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