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論戰開始後，梁啟超壹改舊論，主張“開明專制”，企圖反對“革命”論。令梁啟超尷尬的是，當他還在口幹舌燥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政制度的時候，清廷就正式宣布要“準備仿立憲”。後來梁啟超歌頌憲政，在憲政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朝日薄西山，革命派即將奪取政權，共和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次改變了以往的政治觀點，提出了“復辟君主”的口號。直到民國以後，這種多變的特點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仍時有體現，從擁袁到反袁，從保家衛國到支持段。換了壹次又壹次，最後技術差了。梁啟超主張收稅必須以方便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同時反對“定民燃眉之急，納稅”的傳統觀點，與民爭利。指出“西方人使用人過生日必需的東西，壹律免稅，以方便人民。”而中國則利用了民眾的迫切心情再次征收，比如鹽政。也有西方人善法，良苦用心，為民便民。中國視之為助唐之計，而行之者，騷擾子。現在郵政之類的也是。“他建議，應該效仿英國實行統壹稅收政策，做到便民利民再求繁榮。這是壹種把發展經濟放在第壹位，以財政收入為基礎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稅的壹種，但區別在於“稅是直接給現在的，公債是間接給未來的”，“但我們今天就拿我們的義務來分析壹下，其中有壹部分是留給我們的子孫孫運兒的”。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有積極意義，而且“收稅壹會盡力，公債多會盡力”，所以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對後代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