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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中國發生了哪些可喜的變化?

中國人有壹句名言“幫助別人是幸福的基礎”。這種幫助更多時候體現在財產和物質上,而快樂則來自捐款真正幫助他人後產生的精神愉悅和滿足感。這種行為也能給捐贈者壹種自我認同感。關於財產的最終歸宿,現代公益事業的思想理論先驅、19年起美國20世紀之交最大的工業巨頭安德魯·卡內基在1889年出版的《財富福音》中有壹句名言:“擁有巨大財富的人死得不光彩。”正是因為這句警句,比爾·蓋茨在2001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將把自己的全部財產捐給蓋茨基金會,只給他的兩個孩子每人留下相當於650萬英鎊的遺產,但他希望他們捐出壹部分,用於預防瘧疾和艾滋病等研究工作。

財富的集中在壹定程度上拉大了貧富差距,這似乎是社會進步的無奈結果。在壹個合理公平的制度下,能幹勤勞的人和懶惰無能的人所能獲得的回報必然是不壹樣的。但是,無論什麽樣的制度設計和安排,總會犧牲壹些群體的利益,或許會陷入貧困。比如很長壹段時間,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的。當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並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富人作為制度的受益者,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這種責任是間接的或松散的,沒有明確的法律或道德約束。但是,正如人們所知,財富的捐贈並不能使接受者墮落或產生依賴性,而是鼓勵和幫助壹些在困難中求生存求發展,在磨難中求進步的人。只有這樣,捐款才合適。至於那些因為懶惰無能而沒有生活的人,應該用救濟和國家福利的辦法來解決。然而,在美國,做好事並不壹定會贏得壹致稱贊。美國社會的多元化也體現在民意上。不僅對其所代表的基金會和民間公益事業存在理解上的差異,而且非議不斷。傳統左派認為基金會是在彌補資本主義制度,是掩蓋其掠奪的措施。與它攫取的財富相比,它給窮人提供的機會只有九根牛壹毛。極端保守派則認為,現代公益事業的捐贈是為了培養懶人。卡內基公開宣稱要用自己的財富控制社會,引起了人們的擔憂。最極端的批評是,這些商業大亨侵吞大量社會財富,然後回饋社會,不是出於贖罪感,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

在捐贈動機上,美國研究人員發現,大多數基金會創始人晚年只想做點好事,既不那麽崇高,也不那麽自私。捐贈者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美國社會的基督教傳統和達爾文主義之外的民粹主義。眾所周知,基督教有句名言,富人死後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在相對公正的制度下,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最佳方式是通過自我奮鬥,而不是享受成功。因此,有些人因為繼承了巨額財產而感到內疚。當捐贈的社會價值觀形成後,富人如果充當守財奴,可能會面臨很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