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西方性惡論及其發展。
（壹）、西方的性惡論是古羅馬帝國時期在基督教內部產生的。
那時,圍繞對《聖經》的解釋,發生了關於人性的爭論。《聖經》上說,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受了蛇的慫恿,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實,犯了罪,被上帝趕出了伊甸園。羅馬帝國教父學的主要代表奧古斯丁據此提出了“原罪性惡論”。他認為,由於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墮落,他們的子孫天生就有罪。他說:“我們壹定不要幻想在我們自身沒有惡習,因為如使徒所說的:‘肉體之所欲,反抗心靈’……我們在現世裏無論如何不能夠達到至善的。”他認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惡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從教會,通過教會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都把奧古斯丁奉為理論權威,他的思想統治西方長達幾世紀之久。
（二）文藝復興時期對原罪性惡論的批判。
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惡論”,說這種理論是用宗教謊言欺騙群眾,企圖把群眾變成愚昧無知的牛馬,聽任教士們擺布,溫順地繳納各種貢賦。他們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類天然就傾向於互助友愛。人文主義對“原罪性惡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
（三）、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對性惡論的恢復和發展。
雖然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對“原罪性惡論”的沖擊是巨大的,但由於宗教神學的影響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時期,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加爾文又恢復了奧古斯丁的理論。路德和加爾文較奧古斯丁的進步之處在於否定了教會的權威,認為《聖經》是最高權威,但他們都認為人的本性是邪惡的。路德和加爾文都認為,人得救的最大障礙是人的驕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懺悔、對上帝的無條件服從和信仰上帝的寬恕,才能得救。
路德認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為人的始祖亞當就是有罪的,人生下來就有情感、欲望,這些都是邪惡的,反抗上帝的。他認為,如果壹個人不信仰上帝,沒有得到聖靈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會放縱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間斷地作惡犯罪,從壹個罪走向另壹個罪。
加爾文說,原罪是由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帶來的,人人有原罪,墮落和邪惡滲透於所有人的靈魂的壹切部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汙染。因為嬰兒是帶著他們的罪壹同來到世界上,所以,他們就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罪而不是由於別人的罪而應該受到懲罰。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對性惡論的發展。
路德和加爾文的性惡論是在中世紀末提出的,在壹定程度上適應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在西方壹直受到重視，西方近現代都出現了新的性惡論觀點。近代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拋開“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惡論。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與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為了自我保存就會彼此侵犯,人對人像狼壹樣。現代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也堅持性惡論。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被壓抑在內心深層的無意識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這些本能欲望的活動原則是快樂原則,就是無條件地要求快樂和滿足,與社會文明是對立的。不過他反對社會對人的本能欲望過多的壓抑。
二、性惡論在西方文化歷史過程中的影響
（壹）、性惡論對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響。
受性惡論思想的影響，近代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人性卑鄙,有權必濫,所以必須對權力進行限制。他提出了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則。這壹原則成為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家實際奉行的政治制度的壹條根本準則。當代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認為,政治民主是以這樣壹種觀念為根據的:沒有壹個人或有限的壹群人是十分聰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於無須別人的同意就去統治別人。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對少數統治者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統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貪心,如果沒有人監督他們,他們就會利用職權,任意占有他人的財富。他的學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對統治者的不信任。不然,民主制就會演變為獨裁制,壹種英雄崇拜的民主壹定會過渡到專制的暴虐統治。“壹個民主社會對於英雄人物必須永遠加以提防。”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之上的。
(二)、性惡論影響了西方的法治。很難
由於對權力的不信任，所以現代刑法規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等原則，刑訴法規定了無罪推定、抗辯式審判等原則，目的是為了防止、限制司法權的濫用。行政法規定依法行政原則，行政訴訟法規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則，目的是為了防止、限制行政權的濫用。制定了界定每壹個體權利義務的私法，劃定了每壹個體的權利義務範圍，既不允許國家權力擅入個體權利領域,也不允許社會個體間相互踐踏權利。私法是平等主體間利益競爭的戰場規則，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善人信條。相反，它首先承認利己欲望的正當性，然後再設定每壹個體欲望、利益的範圍。性惡論不相信人會自覺盡義務，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確定人的權利範圍，這種法律屬於“ 權利型”（權利本位）。
（三）、性惡論促進了西方商品經濟和私有制的發展。
正如恩格斯所說：“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 、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惟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 恩格斯在這裏直言卑劣的貪欲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或許會讓相信性善論的中國人感到難以理解.性惡論是壹種唯心的先驗論，但與性善論相比它卻在私有制社會顯得更為真實，更有利於實行法治。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麽說片面的深刻總是要比膚淺的全面略勝壹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