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嶽名言》皆作者平時論書之語，反映出作者的書學美學思想。作者重視魏、晉書跡的古雅自然，主張以情作書，指斥“前賢論書，征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公然向“遣詞求工”的歷代評書弊端提出宣戰。對於用筆、布白、筋骨、體勢等法，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如“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評葛洪“天臺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壹”。自稱：“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而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從而道出了由學習傳統到自成壹家過程中的甘苦。其次，曰：“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分析了石刻與真跡、大字與小字之間的關系和學習方法，強調“字有八面”和“八面具備”。這些見解，均為後世學者所珍重。但是，作者論及前代書家及作品，有時亦有譏貶過甚之言，如評歐陽詢“道林之寺”四字，“寒儉無精神”，析柳公權“國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評“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劄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不免放言矜肆，難以為訓。然而，其論人論書，直言快語，直抒胸臆，無拘無束，不蹈陳規，為歷來書家所傳頌。其苛求前人之處雖多，但總比專以遣造溢美諛詞者為好。作品關於筆法、筆勢、筆意，和字病、字忌等審美標準，及其書法藝術等本質問題的獨立見解，尤其是所言運筆布格之法，實能脫離前人蹊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