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1525年)，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壹位秀才的家裏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余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壹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裏，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後壹只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翺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誌，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這壹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通過鄉試，成為壹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妳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壹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後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鉆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壹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結果是夏言為首輔，然後被嚴嵩進讒接著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壹五)首陳“血氣壅閼”之壹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壹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張居正借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饑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這壹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薦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於裕王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閑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壹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三十年後，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手”了。
“攝夷蠻騷亂，鋤當路芝蘭”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並，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制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松。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自嘉靖四十壹年（1562年）嚴篙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壹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後發生嫌隙。高拱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太後神經，加之馮保扇鬼火，太後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正是張居正從中作梗）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壹《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祟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壹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壹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壹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鑒川策俺答之始》)然後，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雙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註意轉向國內問題。
“以心奉塵剎，不求自身利 ”
作為—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並，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饑寒交迫，落草為寇。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並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於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歷元年(1573)十壹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裏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歷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壹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歷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余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余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余85萬余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歷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壹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他所進行的壹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沈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壹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壹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歷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余，而所省已百余萬”。還通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壹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銖必較，寸步不讓。萬歷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禦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壹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壹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禦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對於自己的用度，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壹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壹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壹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1]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生日，他吩咐仆人帶著壽禮，騎驢回裏祝壽。萬歷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壹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
作為壹名傑出的理財家，張居正深知只顧節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還需要進壹步開辟財源，增加收入。
但張居正反對通過“開利源”來理財，因為在他看來，“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深深懂得安民養民後國富的道理，他指出：“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那麽，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並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為此，張居正提出懲辦貪汙，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
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歷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準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壹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萬歷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盡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壹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壹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壹個十分棘手的事情，壹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當時，不少地區已在試行適應本地區的賦役改革方案，如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的“裏甲銀”，浙江、廣東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還有江南的“十段錦”，以及有些地區的“壹條鞭法”等。
壹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禦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禦史傅漢臣曾上疏說：“頃行壹條鞭法。……通將壹省丁糧，均派壹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壹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壹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
萬歷五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壹條鞭法，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但由於這種做法 觸犯了官紳的利益，他們便制造浮言，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壹例攤派；……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便於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棄地產以避之。請敕有司，賦仍三等，差由戶丁，並將白棟紀過劣處。”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於是張居正擬旨答復：“法貴宜民，何分南北?各撫按悉心計議，因地所宜，聽從民便，不許壹例強行。白棟照舊策勵供職。”又致書支持白棟的左都禦史李世達：“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壹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茍宜之，何分南北。”
張居正認為壹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國普遍推廣。萬歷九年，他終於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壹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壹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壹，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壹制度就是壹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壹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壹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並不限於壹味地為朝廷公室謀利，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萬歷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壹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壹步的好轉。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年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歷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壹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壹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面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 ”
張居正於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連十九年未得見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喪守制。萬歷九年(1581年)，五十七歲的居正，終於勞累病倒。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棄了他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謚“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裏知道，自己壹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壹切的改革著已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損害壹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壹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時，他不是壹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耿耿於居正的震主之威。據傳，壹日萬歷讀書，念到“色勃如也”時，誤將“勃”讀成了“背”。突然聽見身邊壹聲大吼：“這個字應該讀‘勃’！”居正這壹聲大吼，讓萬歷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礙於居正當權，沒有發作。但從此，居正在萬歷心裏便不是敬愛，而是敬畏了。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裏便是壹種蔑視主上的表現。這是帝王的邏輯！居正既死，神宗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開始尋找壹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
不久，言宮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壹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壹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壹壹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壹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
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壹切俱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