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對喜歡強調“由別人的觀點來看事情”以增進人際關系的人來說，無疑將產生強大震撼。
愛默生的話也可以這樣理解：“要盡可能由他人的觀點來看事情——但不可因此而失去自己的觀點。”假如成熟能帶給妳什麽好處的話，那便是無論遇到什麽因素，都能發現自己的信念以及增強實現這些信念的勇氣。
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常常會害怕自己與眾不同……無論是穿著、行動、言談或思考模式，都盡量與自己所屬的圈子認同。家裏有青少年的父母，最害怕聽到這樣的話：
“莎莉的媽媽都讓她搽口紅。”
“別的女孩像我這樣的年紀，都和男孩出去約會了。”
“老天爺，妳們要我當個老怪物嗎？沒有人會在11點鐘以前趕回家的。”
……
小孩子壹般都喜歡與同年齡的人做相同的事，他們很在乎朋友或玩伴對自己的看法。他們需要被自己的同伴接受——這是他存在的最重要證據。假如同伴之間的標準與父母的標準發生沖突，對他們也會造成極大傷害。對身為父母的人來說，這也正是最讓他們棘手的事。
當我們來到壹個陌生的地方，又沒有以往的經驗可以參考的時候，最好的方法便是順應壹般人的標準——直到我們自己的經驗和信心足以給我們力量，然後才能照著自己的信念和標準去做。若是還不清楚自己反對的對象或理由便貿然從事改革，那麽等待妳的必然是失敗。
隨著見識的增長，時間會讓我們歸結出壹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來。舉例來說，我們會發現誠實是最好的行事方針。這不僅是因為許多人這麽教導我們，我們自己的觀察、經歷和思索的結果也這樣告訴我們，認為犯罪的代價是不值得的。令人高興的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大部分人都對某些生活上的重要基本原則表示同意，否則，這個世界就是另外壹種面目了。
當然，大眾準則也有受到考驗的時候，它會隨時被壹些不隨波逐流的人挑戰——這便是文明進步的動力。比如，人們壹向對行之有年的奴隸制度不敢貿然表示反對，直到有少部分前衛人士起來大聲疾呼，最後才逐漸得到響應。還有，酷刑逼供、剝削童工、不人道的刑罰、產品誤示等等。這些不合理的現象，壹度為大部分人所接受、承認，直到有少部分人起來反對，並堅持到底，才被權力機構逐漸廢除。
敢於標新立異，提出自己的見解並非易事，至少不是件愉快的事。有時，甚至還有危險性。所以，大部分的人寧願順應環境，躲在人群當中接受保護，對各種統治者的領導毫不質疑或提出反對——我們不敢做與眾不同的事。我們並沒有體會到，這種安全其實是虛偽的。大眾心理都是隨波逐流，只有那些不合情理的事落到自己頭上時，才會有所觸動。
像追求安全感壹樣，人們順應環境，往往最後變成了環境的奴隸。人的真正自由，是在接受生活的各種挑戰，是要不斷奮鬥，並經歷各種爭議。著名的戰地特派員愛特加·莫勒曾說過：“壹般男女並不因追求消極性的德行——如順應環境、安全或壹般所謂的幸福——而達到人格的完整性，而是憑借承受重擔以達到卓越的境地（這也是最大的幸福）。健康的人從不逃避困難，我們的祖先因為了解這壹點，才使人類有了今天的發展。”
前面曾討論過接受責任的必要，並認為這是邁向成熟的第壹步。由這個觀點來看，成長應解釋成：在父母的保護蔭庇之下，逐漸走向自我發展的廣闊世界。
成熟了的人們，不應再後退躲進怯懦者的避難所裏，而是應該去順應環境；沒有必要隱藏自己的鋒芒，盲從別人的思想，而要凡事有自己的觀點。
有壹種有堅強性格的人，並不需要妳向他們發表什麽有關人性價值的長篇大論。這種人通常為熱誠的使命感所驅使，因此變得義無反顧——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們能不顧壹切地去面對各種困難。
但大部分的蕓蕓眾生——像妳和我，或隔壁的鄰居——卻常常搖擺於各種團體的壓力之間。因為我們認為，假如有那麽多人反對，想必是我們錯了。我們的信念常常被絕對多數所壓倒。當大多數人反對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會對自己堅持的信念產生動搖。
有人有這樣的想法，認為那些不隨波逐流的人，通常是壹些古怪、喜歡嘩眾取寵或喜歡標榜“與眾不同”的人。我們不會以為壹個留胡子的人，或壹個在大街上打赤腳的人，或穿著T恤參加正式宴會的人，或在劇院內抽雪茄的女士，是壹些喜好自由的獨立人士，反而會以為他們像動物園裏的猴子壹般，是還沒有進化的非文明人。
成熟的性格能增進我們的信念，也能驅使我們去遵行這些信仰。每個人對自己、對全人類、對神都負有壹種責任——就是好好運用自身所具備的種種能力，以增進全人類的幸福。
在這方面，愛默生不隨波逐流的堅定立場令人敬佩。他在世的時候，有很多從事反奴隸或其他種種改革運動的人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都被他拒絕。愛默生當然同情這些運動，也都希望他們能做得很好。但他卻不認為應該把自己的精神與能力放到這些運動上面，因為那並不是他的專長。他非常堅持這個原則，雖然因此遭人誤解，也沒有改變。
堅持壹項並不獲人支持的原則，或不隨便遷就壹項普遍為人支持的原則，都需要有堅韌的性格。當壹個不隨波逐流的人，願意在受攻擊的時候把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的確需要極大勇的氣。
在壹個商業年會上發生了這樣壹件事。當時，話題正轉入最近發生的某個議題。在場的人均贊成某個觀點，只有壹位男士表示異議。他先是客氣地不表示意見，後來因為有人單刀直入地問他的看法，他才微笑著說：“我本來希望妳們不要問我，因為我與各位的意見不同，而這又是壹個愉快的社交聚會。但既然妳們問了我，我只好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接著，他便把看法簡要地說明壹下，立即遭到大家的圍攻。他堅定不移地固守自己的立場，毫不讓步。結果，他雖然沒有說服別人同意他的看法，卻贏得大家的尊重。因為他堅守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僅僅在兩三個世紀以前，美國人還必須靠個人的決斷以求取生存。那些駕著馬車向西部開發的拓荒者，碰到事情的時候並沒有機會找專家來幫忙解決困難。無論遇見多大的危機，他們只有依靠自己。生病的時候，沒有醫師，他們便依靠常識或家庭秘方；印第安人來攻擊的時候，沒有警察，他們便依靠自己的智慧或力量戰勝他們；要想安頓家庭，那時還沒有什麽建築公司，完全得靠自己的雙手；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耕種或獵捕。這些人，每次碰到生活上的任何問題，都得立刻下判斷、作決定。因為他們沒有可依靠的對象。
現在的我們生活在壹個充滿專家的時代。由於我們已十分習慣於依賴這些專家權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漸喪失對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對許多事情提出意見或堅持信念。這些專家如此輕易地取代我們的地位，是因為我們的思想漸漸變得懶惰起來。
我們現今的教育框架，是針對壹種既定的性格模式來設計，因此這種教育方式很難訓練出什麽領導人才。由於大部分的人都是跟從者，不是領導者，所以我們雖然很需要領袖人才的訓練，但同時也很需要訓練壹般人如何有意識、有智慧地去遵從領導。如此，才不會像被送上屠宰場的牛群壹樣，盲目地任人宰割。
教育學家華德·巴比告訴我們：我國的孩童是依照國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來施與訓練，因此都養成了如下的特性——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隨時調整自己以適應群體生活等——每個小孩都是如此。畏縮性格被認為是不能適應環境的表現，孩子們都必須參與遊戲，都輪流當領導人；每個小孩都必須針對每個題目發表意見，都必須討取別人的認可和高興。
要使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都能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下愉快地接受訓練，我們必須要讓這些有獨立個性的小孩也有獨立的空間。比如說假若小孩喜歡閱讀，而不喜歡玩棒球；或是喜歡音樂，而不喜歡踢足球，我們都應該允許他們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應把他們看成是與群體格格不入的人去加以限制或阻撓。
有壹些家長，敢於在公立學校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異議，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為通常別人會告訴他們，最好把這些教育上的問題留給那些具有資格的專家去處理。我認識壹位住在城郊的年輕人，便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兒女的教育方式向學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是個具有獨立思考的人，並對自己的信念極具信心。他不斷提出問題，而且獨自與世俗的舊習奮戰。壹年之後，有不少人受他的影響，選他出來當社區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蒙受其益，更有數百名孩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見而得到了好處。
在如今的市場上，泛濫著各種各樣的教科書，兒科醫師告訴我們要如何餵養、撫育和照顧子女；幼兒心理學家也告訴我們該如何教導子女；成功的生意專家告訴我們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們投票很少是出於個人的選擇，大部分是跟從某些特定團體的意見；甚至我們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專家意見的影響。這些專家觀察、制作圖表，然後把意見銷售給大眾，讓大眾去消化、吸收，並奉之為行動的準則。
我們絕大多數人（無論是男是女），都沒有想到自己其實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專家——在他們自己本身、家庭或事業的世界裏，他們做某些事，只不過是因為某些“專家”這麽說，或因為那是壹種流行，就跟著去湊個熱鬧。
愛德加·莫勒非常幸福地用“群體狀況”這個詞來警告我們——他認為這種東西會扼殺人類個體的珍貴價值。“這種扼殺，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納粹政權壹樣。”莫勒在《周末文藝評論》中寫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殘暴和專制成分，這是與美國社會的理想背道而馳的。”
“美國的立國精神除了維護國家的獨立外，另外最重要的壹條就是要使人民在國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國人因受威脅、賄賂，或被教育成不具獨立人格的族群，他們就有權力起來反對政府。”
莫勒在文章最後辛辣地指出：“雖然人類還無法達到天使的境界，但這也並不是他們必須變成螞蟻的理由。”
難以諱言的是，我們今日最難要求自己達到的誡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這充滿了大眾產品、大眾傳播及裝配線教育的發達社會，了解自己很難，要維持自己的本來面目更難。比方說，我們便常以壹個人所屬的團體或階層來區分他們的屬性，如“他是工會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婦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動分子”等等。幾乎我們每個人都被別人貼有標簽，也毫不留情地為別人貼上標簽，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強盜”的遊戲。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哈洛·達斯，對順應群體與否的問題曾做過專題研究。他在1955年的學生畢業典禮上，以《成為獨立個體的重要性》的題目發表了即席演講：
“無論妳受到的壓力有多大，使妳不得不改變自己去順應環境，但只要妳是個具有獨立個性氣質的人，便會發現，不管妳如何盡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環境投降，妳仍會失去自己所擁有的最珍貴的資產——自尊。想要維護自己的獨立性，可以說是人類具有的神聖需求，是不願當別人屈尊附就的尊嚴表現。隨波逐流雖可壹時得到某種情緒上的滿足，卻也會使自己的心情難以寧靜。”
達斯校長最後做了壹個很深刻的結論。他指出：“人們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時候，才會明白自己為什麽會到這個世界上來、要做些什麽事、以後又要到什麽地方去等這些基本的問題。”
1955年6月，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受任為紐約聯合大學的名譽校長時，曾經指出：
“生命對我們的意義，是要把我們所具有的各種才能發揮出來。我們對自己的國家、社會、家庭，都具有責任。這是我們來到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們活得更有用處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去履行這些義務，社會便不會有秩序，我們的天賦和獨立性也不能發揮——我們有權利也應有壹個神聖的機會去培養自己的獨特性，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類達到永遠的快樂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