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訴訟文化 自決 調解 庭審
《鍘美案》又名《秦香蓮》，是我國傳統戲曲之壹，講的是宋朝均州（今丹江口）人“陳世美不認前妻”被包公鍘死的故事。透過全劇，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倫理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價值沖突、封建社會人治與法治的矛盾競合以及社會矛盾的沖突解決機制等所展現的法律文化可窺壹斑。本文擬以《鍘美案》相關人物之間矛盾沖突所引發的訴訟程序為研究主線，通過對案中人物的分析，對宋代訴訟文化進行系統研究。
壹、 訴前糾紛的解決程序
縱觀本案，至秦香蓮去開封府請求司法機關介入前，她采取了壹系列措施以期與陳世美破鏡重圓。由於秦香蓮東京之行的初衷是尋找陳世美並與他恢復婚姻關系，所以這段時期她所采用的方式——自決和調解，在性質上屬民事糾紛的處理機制。
1.自決
所謂自決，是指糾紛主體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糾紛，以維護自己的權益。與和解不同，它強調了糾紛主體壹方憑借自己的力量使對方服從。 秦香蓮攜兩個幼子試圖進入陳世美居住的沐池宮，這裏她采用的就是自決的程序。細細分析，秦香蓮之所以壹開始試圖用自身的力量使陳世美屈服，原因有三：壹是對陳世美的父母盡到了生養死葬的義務並“與更三年喪”；二是與陳世美育有兩個總角年紀的孩子；三是封建社會禮教講究“糟糠之妻不下堂”，陳世美畢竟沒有辦理正式的休妻手續。所以，壹個從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荊婦才敢在階層森嚴的等級社會擅闖駙馬府。但是，秦香蓮萬萬沒有想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陳世美再也不是當年她心中那個純樸厚道的讀書人了，壹夜成名以及貴為駙馬已經使陳世美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他的心目中，鄉下村婦的秦香蓮與貴為公主的皇姑產生了鮮明的對比。這可以從秦香蓮的唱詞裏看出來：
秦香蓮，擡頭觀 金枝玉葉在眼前
頭戴壹頂美翠冠 身穿日月龍鳳衫
她好比三春牡丹鮮又艷 我好比雪裏梅花耐霜寒
看罷她來再看看俺 我半幅羅裙遮不嚴
怪不得強盜把心變 她年輕美貌有威權
弗洛伊德說：我們的天性決定了我們的強烈感受只能產生於對比，而不能產生於壹種事物中。於是，秦香蓮所謂“自決”那些資本在鮮明的對比下顯得微不足道了，她企圖以自身力量感化陳世美換的浪子回頭的幻想在現實面前不堪壹擊。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丞相王延齡的及時出現，使得審前程序並沒有用盡。
2.調解
王延齡得知此事後收留了秦香蓮母子，後借進沐池宮為陳世美祝壽之機，將秦香蓮以歌女的身份帶入，之後充分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段，在陳駙馬的沐池宮導演了壹出“調解之戲”。對秦香蓮來說，朝廷行政官員的介入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再見皇姑時，她有了充分的勇氣：
論國法我該將妳拜
論家法妳該將我參
先娶後嫁有大小
我為正來妳為偏
如果說王延齡的介入重新燃起了秦香蓮的希望，那麽真正使得她敢於與皇權抗爭的是封建社會的家法制度。這種源於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的制度，早在西周時期就與國家的法律規範很好的結合在壹起，互為表裏，構成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的宗法制度。國法方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作為統治者的皇帝指配的婚姻，其本身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從國法這個層面來說，陳世美雖屬“重婚”，但屬合法婚姻。但是，宗法制度不僅僅包含國法，還有家庭的倫理道德。“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昏禮者，萬物之始也”，從西周即形成的禮延傳千年至宋代，更是深入人心。宗法制度在婚姻方面實行“壹夫壹妻多妾制”，即正妻只有壹個。“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皇帝尚且如此，黎民百姓更的遵守了。陳世美當年娶秦香蓮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堂堂正正的正妻身份。而“三不去”的制度又給秦香蓮的婚姻多了壹層護身符。所謂“三不去”，指“經持舅姑之喪”、“娶時賤而後貴”以及“有所受而無所歸”，具備了其中的壹個條件，丈夫就不得妻。秦香蓮可以說是三個條件皆具備，特別是在陳世美拋父棄母後“與更三年喪”，在崇尚孝道的封建社會更是秦香蓮的殺手鐧。而當她壹針見血的道出其中的悖論和問題的實質時，宗法制度的兩大支柱——國法與家法之間的尖銳矛盾明朗化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因秦香蓮的出現而行將崩潰。宗法制度下的家法與國法從來都是和諧統壹的，而在價值選擇上，家的意義是為國存在的。當二者的利益出現沖突時，從來都是家主動做出犧牲。所以當秦香蓮堅持維護所謂的倫理上的正義時，調解的失敗本就是事件發展的正常結果。而且把陳世美逼上了壹條不歸路：家庭倫理道德是他的致命之處，王延齡對秦氏母子的收留就相當於在他的頭上懸了壹把劍，當他派出家將韓棋追殺妻兒的時候，距包拯的虎頭鍘更近了壹步。
二、 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和運行
中國人有“厭訴”或“恥訟”的傳統價值觀。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希望通過長期的道德倫理教化和統治階級的以身作則，使爭訟者恥於爭訟來達到“閭裏不訟於巷，老幼不訟於庭”的和諧恬靜的理想境界，隨著漢代以後儒家思想在中國普遍適用以及至高無上的地位，厭訟思想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蘇力先生認為，厭訟作為壹種社會現象不是壹種觀念的產物，而是在壹定的制約條件下形成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態勢或行為習慣，而要改變這種社會法律現象，使人們能夠而且願意訴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不是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是所謂的普法宣傳、告知公民他們有什麽的權利，而是要提供壹種訴求的途徑，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糾紛解決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訴訟機制和其它非訟機制，來實際獲得或享有這種權利。 《鍘美案》中有這樣壹個場景：在調解失敗後，王延齡交給秦香蓮壹把折扇，讓她以此為信物前往開封府找包拯上訪。正是丞相大人的幫助，才使得秦香蓮有了繼續追求“正義”的勇氣，這也暗示了即使在“清如水、明如鏡”的包大人那裏，上訪的小民有無背景，其結果也大為不同。
1.告訴和受理
在用盡自力救濟和社會救濟後，不僅沒有追求到所謂的正義反而幾乎惹來殺身之禍，秦香蓮只得帶著王丞相的信物去尋求最後壹道救濟程序——前往開封府擊鼓鳴冤，尋求司法救濟。在宋代沒有專門的提起公訴的機關，壹般均由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直接向官府提起訴訟或由各級官府糾舉犯罪，而引起訴訟程序啟動的因素主要有四種：自訴，是被害人及家屬到官府呈告；第三人告發，是知情者到官府告發他人犯罪，中國古代壹向有“獎勵告*”的法律，這是臣民對國家的壹種義務；自首，是犯罪人到官府自呈罪狀。《鍘美案》中秦香蓮采用的就是自訴的形式而引發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這裏的告訴和受理類似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的立案制度。立案是刑事訴訟的啟動程序，偵查機關對報案、控告、舉報、自首以及自訴人起訴的材料進行審查後，認為有犯罪事實發生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時，即可以啟動偵查程序。包拯接到秦香蓮的告訴後，依大宋法律對案件相關的證據進行調查。宋代的刑事證據制度是以言辭證據和物證為證據形式，而言辭證據在司法實踐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宋代的言辭證據包括原、被告的供詞與陳述和證人證言，其中被告的口供和原告的陳告是斷案的基本依據，而證人證言在使用上限於被告人“不合拷訊者”，且在數量上必須是“眾證”，即“三人以上，名正其事，始合定罪”。物證的相關理論在宋代還遠未成熟，在司法實踐中僅僅作為口供的重要補充使用。本案中，秦香蓮的起訴本身就是原告的陳告，王延齡給與秦的扇子可以作為證人證言，雖非“眾證”且言辭形式，卻代表了丞相大人的立場，其隱性效力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從司法證明角度來看，僅僅有原告的起訴和證人證言而無被告人的口供並不能滿足結案的標準，包大人深喑法律之道，而陳世美的歸案就成了當務之急。
2.拘捕
《宋刑統》規定：壹旦案件告到官衙，主審長吏必須及時傳訊有關證人，拘捕原、被告兩造，以錄取供詞，了解案情，並使罪犯得到有效監禁。從這裏可以看出宋代法律中的拘捕相當於我國現代刑事訴訟中的拘留和逮捕。
按照宋代法律的規定，包拯即可派人拘捕陳世美。但陳貴為駙馬，背後有皇族背景，這是包拯不得不顧慮的，而在案子最終水落石出前，官場的遊戲規則是包拯不敢輕易違背的——面子上的同僚之誼須的小心呵護。所以常規的拘捕方式是絕對不能采用的，於是包大人另辟蹊徑，將陳世美騙至開封府。這樣，被告人壹旦到庭，包大人就可以升堂斷案了。
3.庭審
從宋代的司法實踐看，在兩造具備、證據比較充分的情況下，隨即進入升堂聽訟階段了。另外，在中國封建社會，地方各級政權實行行政與司法合壹，地方司法審判活動壹般也有行政長官兼任。宋太宗太平興國9年（984年）7月下詔：“禦史臺推勘公事，其當須推禦史並當面推勘，不得垂簾，只委所司取狀”。即要求中央司法機關審判案件時必須親自參加。對地方官的審判活動也作了類似規定。包拯身為開封府尹，按律自當親自坐堂斷案了。
在我國古代偵審合壹的訴訟制度下，庭審的任務就是調查、審核各種證據材料、訊問被告人。而在所有的證據中，被告人的供述是最為關鍵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如果沒有被告的輸服供詞，往往就無法定罪量刑。因此，在庭審時，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明文規定可以刑訊逼供，並且在適用的對象方面，法律允許對品官進行拷訊。本案中，陳世美到庭後，包拯有壹段夫子自道：“那壹日午朝門咱二人同時把君陪，我觀妳壹眉高來壹眉低，就斷定妳家中必定有前妻。”壹語道破真諦：包大人根本用不著所謂的“五聽”方式“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當年瓊林宴上觥籌交錯之際包大人就形成了“自由心證”。
皇姑和國太的登場使事件似乎出現了壹絲轉機。畢竟，她們具有皇族身份，特定時候足以代表皇帝的意誌。而且，在“天理、人情、國法”三位壹體的封建社會，當情理與國法相悖時，情理的價值位階是高於國法的。在皇族的強大政治壓力下，包拯的法治信念壹度產生了動搖，他試圖法庭調解結案。但是，宗法制度下禮與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註定了這次調解的失敗結果。包拯必須在禮與法之間做出抉擇。再來看陳世美的三大罪狀——壹是殺妻滅子 ：他派韓棋刺殺妻兒，因韓棋的自殺而功敗垂成，屬故意殺人未遂；二是欺君罔上：他隱瞞曾經娶妻的情況，欺騙皇帝而娶皇姑，損害了皇帝的尊嚴，屬“十惡”中的“大不恭”，雖然皇姑、國太的求情表明已被原諒；三是拋父棄母不盡孝道。這三款大罪分量之重，足以將陳世美推上虎頭鍘。
4.執行
當法律的價值觀處於強勢地位的時候，成就包拯清官文化的標誌性道具——三口銅鍘可以登場了。三口銅鍘壹如古裝戲上的命名，別稱為龍頭、虎頭、狗頭鍘，龍頭鍘專用於鍘皇親，虎頭鍘則用於鍘文武百官，狗頭鍘是用來對付普通百姓的。在等級森嚴的宋代，三口鍘刀被賦予不同的使命，其本身所具有的震懾功能使它成為了包拯權威的有機組成部分。
判決做出之後是否可以立即執行死刑呢？ 從封建社會的慣例以及宋代法律在程序上的規定可得知持否定態度。究其原因有二：壹是我國封建社會對死刑的執行，實行“立春後不決死刑”、“秋冬行刑”的制度。“儒家思想認為”王者殺生，宜順時氣“，所以對死刑犯執行死刑壹般都是在秋天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因為這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申嚴百刑“，以示所謂的”順天行誅“。二是宋代對死刑的執行規定了復核和復奏兩個前置程序。對於州級機關做出的死刑判決，在執行前必須由刑部或提刑司復核同意；另外，宋代真宗和仁宗年間，在京師地區實行死刑的復奏制度，對於開封府判決的死刑案件，必須向中央復奏，經皇帝裁定同意後方可行刑。本案中，對陳世美執行死刑的時期無從可考，但違反法律在程序上的規定是顯而易見的。包拯並非不知法律的規定，相反，正是由於擔心皇帝的親自幹預（後來皇帝的聖旨真的來了），他突破了法律的障礙，判決書下達後即刻鍘了陳世美。這樣，在皇帝的人治（皇姑、國太的阻撓以及皇帝的聖旨幹預）、包拯的人治（違反法律的規定擅自行刑）以及包拯的法治（按照法律規定做出公正判決）糾葛在壹起，體現出封建社會人治與法治矛盾競合狀態。
三、 結束語
對我國古代訴訟文化的研究，壹方面可以使我們了解那個時代有關訴訟的社會理念、歷史習慣、理想信仰以及用訴訟方式解決社會沖突的社會生活，從而把握我國訴訟制度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軌跡，另外，通過古今訴訟文化上的關照，有助於我們把握訴訟模式的內在生命及運行機制。如為什麽現代刑事訴訟采速審分立、辯訴對抗以及證據裁判主義的形式，而不采古代偵審合壹、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的糾問形式，限於法律制度演進過程本身分析是難得其解的，但如果我們變換研究問題的角度——從訴訟文化的角度著手，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握訴訟制度的靈魂，而且相信這對我國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壹定的參考甚至是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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