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姜尚即有“富”為壹切之本，“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人君必從事於富”的思想。
孔子認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荀子有“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上下俱富”，才能“富國裕民”的觀點。
管子強調：“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宋初的李覯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
明朝學者丘浚認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養民”，“養民”的第壹條原則就是國家的壹切設施應服務於經濟發展這個中心，從而使民“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
清代的王源為鼓勵商人納稅，提出按稅額授官的辦法，不論何等商人，只要納滿2400貫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再滿2400貫又增壹品，至五品為止，以此引誘商人多納稅而增加財政收入。這壹時期的壹些思想家認為富人有功於社會，把富商大賈的利益與封建國家的利益統壹起來，提出“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著名思想家王船山則是大呼：“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顧炎武更是把財產私有制看成是杜絕紛爭和促進生產的決定因素。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患貧”。因為窮，所以國勢積弱，久受列強欺淩；只有人民富裕起來，國家才能興旺發達。而要富民，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生產。“要解決民生問題，壹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是他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