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思此問，卻發現個中竟還有諸多曲折奇特。其時尚無如今這般完善的考試制度，成績主要依據老師也即孔子的評價，和學生後來在社會實踐中所展示的個人才能及取得的社會成就。衡量標準的不明確性增添了回答此問的難度，後世評定的“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也只是把最優秀的群體劃分出來，並未精確到個人。
單就孔子對諸弟子的評價而言，顏淵似應獨占鰲頭，有“賢哉，回也！”雙重嘆為證。何謂賢呢？賢，從臤從貝，本義就是善良能幹又多財。《大戴禮記》中孔子答魯哀公時，將賢人標準說得很清楚，即好惡取舍與民同，行中矩繩不傷本，足法天下不害身。為平民而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後人壹般認為賢人就是有德行有能力的人。
孔子在對賢達弟子的評價中，顏回位列德行單科第壹。生前死後，顏淵都深得孔子青睞。然而，細讀史冊，綜合各方面素質和社會認可度而言，予認為被孔子稱為“瑚璉”之器的子貢，應該最符合賢人標準，正所謂孔門首賢，當之無愧！
子貢，姓端木，名賜，春秋時衛國人，出生商賈之家，名字在《論語》中出現頻次最高，足見其優秀傑出。他把尊師與弘道、求學與致用、行義與營利高度結合，有機統壹起來了，做到了從學、從政、從商三者皆優。從學，如切如磋，好學不倦，護師弘道，當仁不讓；從政，高車駟馬，與諸侯分庭抗禮，談笑間使魯國轉危為安；從商，預判行情，經商貨殖，風生水起，所得之利，又註意回饋社會，資助老師攜弟子周遊列國。
壹、子貢是尊師護教、守冢弘道的楷模
子貢入孔子門前已有壹定的學問見識，他對孔子的尊敬和推崇並非盲目崇拜，而是伴隨著對老師學識和為人的認知學習而與日俱增的。《論衡-講瑞》中記載為“子貢事孔子壹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從學三年之後，子貢越發欽佩和崇拜孔子，他深知老師的德行學識高深莫測，尊稱老師為聖人，並在不同場合多次將孔子比之天地、日月、江海、泰山，認為孔子的境界是任何人都無法逾越的，正可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當時就有不少人覺得子貢對孔子的溢美之詞言過其實，至少有些言不由衷，後世學者持此論者亦不乏其人。他們認為子貢“巧口利辯”，口才過人，這樣的人頌揚之辭的可信度難免要打折扣。
其實，孔門弟子及後來學者對孔儒之學能登堂入室者寥寥可數，真正領略到夫子德行學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過三五人而已。如果說子貢對老師的崇敬有阿諛奉承之嫌，那德行第壹的顏回對孔子“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的認識及“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的喟然長嘆又作何解？顯然，這是孔子兩位得道高足發自肺腑的嘆服。
當孔子遇到危難、遭逢險惡時，子貢獨能挺身而出，以其大智大勇和無畏擔當讓老師逢兇化吉，化險為夷。《史記·孔子世家》曾載孔子困陳、蔡，絕糧，情形萬分危急，是時孔子隨行門徒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是“子貢使楚”’讓“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子貢的能說會道得以牛刀小試。
當旁人對老師有誤解、褻瀆甚至攻訐時，子貢總是旗幟鮮明地捍衛師道。入門甚晚的師弟陳子禽認為老師終生郁郁不得誌，其仁政主張無法施行，還不如能做到學而優則仕的師兄子貢（先後做過魯國、衛國的輔宰之臣）。子貢正襟危坐，告誡師弟所言大謬，老師的生榮死哀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魯國“三恒”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長期把持魯國國政，特別忌恨孔子的仁恕之道，叔孫氏尤甚。叔孫武叔曾於大眾廣庭之下故意說子貢賢於仲尼以挑撥師徒關系，被子貢笑之為對孔子學說“不得其門而入”，為後世留下了儒學乃“萬仞宮墻”的典故，也為各地文廟的圍擋取了壹個高大上的名詞。
叔孫武叔離間之計沒有得逞，氣急敗壞，直接毀謗孔子。子貢沒有絲毫退讓，大義凜然地回擊武叔此舉簡直是蚍蜉撼樹，“無以為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針鋒相對地將武叔攻擊毀謗孔子之舉斥之為不知量的自絕於日月的行為而已。
正因為子貢對老師孔子的尊嚴威望的極力維護與推崇，加上他縱橫捭闔各諸侯國時對孔子主張的宣揚，才使得孔門學說知名度大大提高。太史公洞察此情，謂之曰“夫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後世史學家崔述也認為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也。孔子得“執”子貢而“益彰”確實是毋庸置疑的。
據《論語序說》記載，孔子離世後，諸弟子紛紛為其墨绖服喪，誌哀三年。三年期滿，眾人紛紛離去，唯余子貢在孔子墓旁結廬而居，壹直為其師守冢又三年。子貢如喪考妣，哀痛至極，對恩師的情感和敬仰蒼天可鑒。守冢期間，他在恩師墳前手植楷樹數株，成為後世尊師重教的榜樣，“楷模”壹詞得以流芳後世。
二、子貢是學以致用、外交內政的典範
子貢是孔門中為數不多的能做到“受業身通”、學以致用的弟子之壹。素有知人之明的孔子認為子貢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論語·雍也》記載，季康子曾問孔子，您的弟子子路、子貢、冉求三人是否可以從政？孔子回答說三人皆有從政之才，但三人所能達到的境界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賜（子貢）也達”、“求（冉求）也藝”。
《韓詩外傳》記載，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問各自之誌。子貢答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鬥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孔子對子貢之誌與才甚為稱贊。
果如孔子所言與子貢所誌，子貢出眾非凡的外交能力和異常通達的政治才能載入了史冊。齊相田常欲作亂，想通過移師伐魯來削弱國內政敵的力量。孔子很為自己祖國即將蒙難而擔憂，希望弟子中有人能奮勇而出為國紓難。子路、子張、子石先後主動請纓，孔子考慮到他們出行的效果沒有應允。而子貢請行時，夫子立馬許可。孔子顯然明白此行只有子貢才能擔此重任，不負使命。
惜墨如金的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用濃墨重彩記下了子貢的傳奇遊說過程。子貢巧妙地根據不同的形勢，針對不同的對象，用他們各自最感興趣的利益先後引誘齊相田常、吳王夫差、越王勾踐、晉國國君入局，達到了使魯國免於兵火之焚的目的。“故子貢壹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壹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太史公要言不煩的描述將子貢高超卓絕的演說才能和合縱連橫的外交手段演繹得淋漓盡致，繪就了子貢在史書上卓越的社會活動家和傑出的外交家形象。
在只認實力不講道義的春秋時期，國力衰弱的魯國多次依倚子貢的出色斡旋在夾縫中求生存。魯哀公七年，十壹年，十二年，十五年，子貢四次成功為魯國在邦交中爭取到最大利益，要回失地。他在外交方面的傑出才幹，受到當時人們的普遍認可和稱贊。楚昭王曾懊惱地抱怨，楚國的外交官竟無壹人能與子貢相比。後魯季康子在外交上受到挫折時也感嘆，要是子貢在場的話絕不會遭此恥辱。
三、子貢是義利結合、誠信經商的始祖
子貢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富商，經營商業成就斐然。孔子曾說過：“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顏回在道德上幾近完人，但卻窮得丁當響，家裏不時出現斷炊現象，自己也早夭而亡。子貢則不安於命運安排，經常去做些囤積投機，預測行情的事，奇怪的是每回他都猜對了，最後成為累至千金的富商巨賈。孔子說此話時明顯帶著壹點小得意，其實他知道子貢的成功並非回回運氣好，而是已深諳經商之道。在當時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孔子確實不太合適過分褒獎子貢的富有。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十七位中國古代商界巨子的經商活動，子貢名列富豪榜第二，緊隨被民間列為“財神”的陶朱公範蠡之後。列傳載：“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可以說，在孔門諸弟子中，子貢是首富，孔子及諸昆仲周遊列國的經費，不少是子貢私人贊助的。
子貢善於理財經商是有家學淵源的。出身商賈之家的他從小耳濡目染，具有某些發財致富的天賦。追隨孔子學習後，子貢很快接受了儒家思想，並將其與經商之道融會貫通，使之相得益彰。他始終牢記孔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義以求利”、“因民之利而利之”、“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等教誨，率先將儒家的明“義”與商家的求“利”有機統壹起來，總結創造出壹套儒商理論。
子貢首創的儒商之道有四條要義：壹是義利，二是誠信，三是仁和，四是樂施。子貢總結的這些儒商之道“被稱為“端木遺風”，成為了後世儒商切實尊奉的行業圭臬，子貢也因此被尊為“中華儒商始祖”。
義利問題強調不義之財不取，儒商決不能見利忘義，關鍵時刻甚至要義利分明、舍利取義；誠信問題實際上是子貢將孔子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發揮。子貢問政於孔子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中孔子最看重的是“信”。子貢深知“信”是人際關系建立、合作關系存續和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礎，因此把誠信作為經商謀利的堅守之道。
仁和思想主要是強調“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子貢從孔子學說中最早悟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的道理，並實踐於經商活動中；樂施是指子貢認為創造和聚集財富並不是人生終極目標，人不能成為財富的奴隸，應該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因此子貢終其壹生也沒有成為守財奴，更沒有為富不仁，《呂氏春秋》中記載的“子貢贖人”故事就是他樂善好施的例證。
此外，子貢也堪稱謙遜自律的道德典範，雖不敢與安貧樂道的顏回和原憲並駕齊驅，也算得上是德行操守上的佼佼者。面對孔子“汝與回也孰愈”的詰問，子貢對答不卑不亢：“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壹以知十，賜也聞壹以知二”，其謙遜有禮的形象呼之欲出。子貢為衛相時，曾前呼後擁地看望過隱居於草澤之中的原憲，看到同門困窘無比的境況，因為關切口不擇言，“夫子豈病夫？”脫口而出，被原憲“若憲，貧也，非病也”搶白了壹通。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後來壹輩子都為自己這句輕率失語感到後悔，其自律精神可見壹斑。
由此可見，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的顏回相比，子貢有太多的表現和成就超過了這位最得老師稱道贊譽的師兄，遑論其他同門。他既有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的膽氣，又有齊家治國、學以致用的才能，還兼具謙遜自律、尊師弘道的品性。
賢哉，賜也！子貢，孔門首賢，當之無愧！品性德行，功績實業，幾近完人。他雖然淡出江湖已兩千多年，但江湖卻依然處處都有他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