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尊王，是強調尊重周王的封建權力，奉行周王頒行的歷書，實行周王統壹制訂的度量衡、各種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內容，承認唯有周王才有發布戰爭命令的權力。周王是各諸侯的***主，也是各諸侯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君。
在各諸侯國國內，政權只能掌握在國君手裏，大夫、士都是國君的臣，國君是這個國家的卿、大夫、士以及庶民的君，形成權力集中於君的君臣關系。孔子主張臣必須忠君，盡心竭力為君服務：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第三十八章)(孔子說：事奉君主，認真地做他的事，然後才是吃他的俸祿。)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八佾》第十八章)(孔子說：事奉君主，恪守禮節，別人會以為是巴結奉承。)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學而》第七章)(子夏說：“事奉君主，能獻出生命。”)怎樣是忠君?(這裏有問號)孔子說主要是“敬其事”，盡心竭力地為君工作，然後才是個人待遇問題(“後其食”)。“食”指俸祿，孔子也要吃飯、養家，他不是不要俸祿。在《衛靈公》第三十二章也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追求道義而不營求個人生計。雖然說去種田，難免挨餓；求學，以後會得到工作合乎俸祿。但君子擔心的是實現道義而不是個人的貧困。)所以，“敬其事”是第壹位的，在等級制社會，什麽職位拿多少俸祿，是有制度(禮)規定的，有學識，有工作成績，會提職增薪，所以待遇要放在第二位，無須去爭。至於“拿多少錢幹多少活”，“不給我升官增薪我就撂挑子”
，就不是忠於國事了。
既然忠於君，對君自然內心尊重，表現恭敬。我們在前面引過《鄉黨》篇的記述，描寫了孔子對魯君所表現的態度恭敬、舉止謹慎的形象，壹切依照臣忠君的禮制，壹點不馬虎。對僭禮越權的人，他口誅筆伐；對於弒君的行為，更是痛心疾首，目其為亂臣賊子。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維護君臣關系的禮制。子夏領會老師的意思說出“事君能致其身”，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在君臣關系上，孔子不只有對臣的要求，對君也有要求。《八佾》第十九章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就把“君”和“臣”這壹對差異(矛盾)，辯證統壹了。這段話還把對君的要求放在前面，“君使臣以禮”，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君使臣以禮”，就是君主要臣為他工作，必須按照禮制來使用和相待。禮包括的範圍很廣，禮義、禮法、禮儀等都是。例如，君主也要尊重大臣，咨詢意見，采納正確的諫勸，依照禮制施行獎功賞勤，等等。《論語》有下面壹條記錄：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第二十二章)(子路問如何事奉君主。孔子說：“不要欺騙他，卻可以冒犯他。”)“勿欺”的範圍很廣，如不隱瞞事實真相，不陽奉陰違，不花言巧語、諂媚奉承，歸結為壹句話：忠誠。“犯”的含義也廣，包括批評、直諫乃至爭辯、頂撞。孔子主張的君臣關系不是針對單方面的，而是針對雙方。君主有過錯，臣可以而且應該諫，君臣的意見不壹致，應該“和而不同”(從不同的意見中求取統壹)，不能“同而不和”(單方面獨斷而排斥另壹方)。君主無道，諫而不聽，可以“不可則止”，辭職不幹。孔子評價直諫殷紂王的微子、箕子、比幹三人為“殷有三仁”。當魯國國君耽於女樂，不可能實行孔子政治主張的時候，任職為大司寇兼代相位的孔子就主動辭職，去周遊列國遊說其他國君。我國古代確有不少大臣因為與皇帝政見不同而告老還鄉的。孔子認為，忠君也有壹個根本原則：即以仁為內核的禮。君主違背仁義和禮義，可以向他說“拜拜”。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孔子提倡的忠君，和後儒宣揚的“君命不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大不相同。從朱元璋起，明代的皇帝專愛打大臣的屁股，叫“廷杖”，在朝廷當眾往大臣屁股上打板子，打得皮開肉綻。對這種當眾的羞辱，乃至無理的懲罰，自己明明沒有過失的大臣，被打得血肉淋漓，還要說“謝主隆恩”！這是哪壹門子道理?(這裏有問號)清朝也是這樣，皇帝壹發脾氣，大臣就嚇得趕忙跪伏在地，連稱“奴才該死”。這樣的“愚忠”，這樣的甘當奴才，與孔子向魯君“拜拜”，是兩種思想認識，兩種做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