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傳奇和悲劇有什麽意義？

給人以思想的啟迪，歷史的反思和審美的享受。這部著作描寫的三國時代，群雄並起，人才輩出，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展示著他們的智慧和才華。為何諸葛亮這位隱居南陽、躬耕山野的士子：“出師未捷”、“死而後已”的悲劇人物獨獨成了名垂千古的名臣賢相，贏得從低層小民至將相王侯各種人物的崇拜、傾倒和感嘆！諸葛亮的悲劇可以說是《三國演義》中最突出、最動人心魄的悲劇。他們生與“命”，“數”抗衡，忠於劉蜀政權，獨自苦撐危局，嘔心瀝血，積勞成疾，真至累死。恰恰相反是他悲劇的最大特色。在歷史的道德和人格的要求與這個要求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性沖突之中，忠貞報國，德才兼備的重臣竟不能完成其為之獻身的事業，這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沈痛，這正是“英血空勞銷筆簡，大星無復系雲天，就令嗣子非庸主，運不興劉變枉然。”①的憾恨！雖如此，呂恩勉仍贊嘆道：“屈於勢，伸於理，厄於當日之命運，而伸於後日之人心而已。”所以“悲劇是以美的毀滅形式來達到肯定美、否定醜的目的的，是用悲的方式來激起人們對美的追求。……因此，悲劇不是悲哀，悲慘，不是叫人們悲觀失望、使人痛不欲生，意誌消沈，而是悲憤、悲壯，能使人奮發向上，鬥誌昂揚。”②諸葛亮的悲劇歷程感人最深，特別他百折不撓的人格意誌力量令後世敬仰，催人奮進。下面就從諸葛亮的倫德力量、意誌力量、人格力量、智慧力量淺談壹下此形象的悲劇美：（壹）棄隱入仕 ——倫理觀的悲劇美“鳳翺翔於千仞兮，百梧桐不棲；士估外於壹方兮，非明主不依。”這是諸葛亮的擇主理想，為了實現心中之誌，他期待著他理想中的明主，他知道，理想中的明主出現之日，也就是他大展宏圖之時。終於受到劉備的“三顧”之恩而棄隱入仕，登上政治舞臺開始施展平生所學，以實現自己的宏圖遠誌，出開始了他悲劇化而又完美化的人生歷程。儒家思想、傳統倫理觀無疑是諸葛亮的主要靈魂，而這種倫理觀簡而言這就是“忠”無論中國古代的儒家，法家，墨家都強調“忠君”《論語·八佾》：“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種君臣倫理觀變成了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正統名教，當然，羅貫中所塑造的“忠“的諸葛亮也不例外。但任何倫理道德不可能是永恒的，壹成不變的。它必然隨著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處在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不可能認識到這壹點。對“求善護禮”倫理觀的追求與現實的不可實現的矛盾必然產生悲劇。羅貫中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只能借諸葛亮的思想來闡發保存型的中國文化：“用悲劇意識暴露困境，又以不實際的文化之禮為原則，而對困境，中國人不是竭力求 ，而是努力護禮，維護禮的神聖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騙和走向毀滅，從而其彌合方式是毀滅與保存。”③諸葛亮處東漢末世，朝綱已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當時不乏能人名仕，也想重振朝綱，求民於水火，諸葛亮是其中的壹員而且是超群脫俗的壹員，當然不甘心隱居清逸，置民於水火不顧，置國處危難而不聞。這正體現了他們積極的處世觀，有施展才華，實現個人報負的理想。體現了憂國憂民的良好品質，但使他們苦惱，身處困境的是他們心中的“正統”已經敗落，用“天命觀”講氣數已盡，天命不可違，以諸葛亮的卓識也知道“匡復漢室，重振朝綱”何其堅艱難，所以當時有名望的前輩司馬微，龐德公隱而不仕，借此逃避困境，獨善其身，而諸葛亮之所以悲而且美就在於他敢於與“天命”抗衡，“雖九死其猶未悔”，而且他的忠不僅局限於壹家壹姓，作者賦予他愛民思想成份。為此他不會隱而求逸，知其不可為也要為之。但由於他不會脫離時代賦予的倫理觀，不會走“求真”的道路去匡復社稷，救民於水火，只能走“求善”之道，並在此中掙紮，以撫平他的人生信仰和追求，而且劉備的仁君身份及“三顧”的真誠也確實感動了諸葛亮，更堅定了“求善”“護禮”，擇仁君而輔之的道路，“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觀”和“賢臣擇主而事”的臣道面等倫理觀念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他把道德理想轉化為政治理想並為之追求，卻忘了現實往往何其殘酷，片面追求人格理想，卻忘了審視社會現實。用道德理想來對抗現存秩序，是他走向悲劇的另壹原因，諸葛亮也很清晰：當時曹操統壹北方挾天子占天時，孫權鞏固江東基業占地利，而劉備寄人籬下，無立足之地，只能盡所能用“人謀”而求“人和”，以他的才華而實現隆中決策的三國鼎立，就以蜀地之壹州而對抗曹之八州及孫權之三州是何其的難，他之所以悲就在於並沒放棄，而想用自己的才學與天命壹比高下，壯誌難酬也在所不惜，也美於此。為了維護傳統道德的“完善”及他們信奉的倫理觀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學，實現個人的人格理想，為了“匡復漢室，救民於水火”他選擇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道路。 （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意誌與理想的悲劇美司馬徽得知徐庶薦諸葛亮說：“元直欲去， 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但他仍在劉氏集團面前贊諸葛亮之才：“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從他人之口表現了諸葛亮的王佐之才和經天偉地之能，司馬徵雖如此稱頌，但他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對諸葛亮的才華得以施展感倒壹絲慰藉，更慨嘆了他多舛的命運。“不得其時”反映古人所執迷的“天命觀”，“運數觀”，也就是此強有力的制約著諸葛亮的事業和生命，依據“天命觀“當時漢室已末，天不歸蜀，即使象諸葛亮這樣壹位“千古奇人”，“能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英雄人物也根本無法“斡旋天地，扭轉乾坤。”如壹百三回，上方各火燒司馬懿，眼看就要成功，忽然天降滂沱大雨，使之功敗垂成，連諸葛亮自己了不得不嘆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從他的言語中也暗示以蜀之偏安去伐強魏是何其艱難，況有天助之，也預示諸葛亮與“天命”抗衡的無奈，但他沒有因為天命脈不可違而放棄自己的意誌力量和遠大的政治理想，沒有放棄“匡復漢室，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思想動機和歷史責任。企圖通過個人的努力和奮鬥與“天命”抗衡。他的悲壯，他的美就是這頑強不息的意誌力量。“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出師壹表其名世，千載誰壹伯仲間”道出了後世對諸葛亮武侯的敬仰。諸葛亮知道事業難成，仍要堅持，與他的政治理想分不開，在他看來，個人的道德完善應以“仁、義、忠、信”為本，然後才是才能與功業的建樹。繼而達到“博施於民而濟眾。”④所以諸葛亮把道德理想轉化政治理想。把道德放在第壹位，成敗利鈍則是次要的，按德標準來要求自己，死不愧於“知遇之恩”的仁君，亦不愧於自己的意誌及做人的原則。他自比“君子之前儒”等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中說：“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寧正惡習邪，務使澤其當時，名留後世”。正因為他不僅忠君而且愛國的政治理想才是他“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可貴。百折不撓的意誌及堅定不移對道德理想的追求，使諸葛亮在幾出祁山北伐都失敗的情況下，並未產生消極思想，他堅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壹生奮鬥不已，即不畏難，也不避嫌，而全心全意地進行恢復中原，重興漢室的事業，諸葛亮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正體現了孔子世界觀中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進而發展“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樂觀進取精神。雖然諸葛亮有超凡的意誌和過人的智慧，但在失去“天時”，“地利” 艱難境況下卻無所建樹，這壹點他比認都清楚，即使占荊、益二州，實現《隆中對》的初步戰略，如此去北定中原也是十分艱巨的。荊州壹路有後顧之憂，孫權虎視眈眈，不能遠離；益州壹路，山高路險，易守難攻，實在不是理想的用武之地，所以實現暫的三足鼎立進而進取中原，統壹天下難於上青天，何況蜀只占有益州壹處，更是雪上加霜，也不可避勉的導致諸葛亮再有才華他無力回天，至心勞力竭而亡。雖明晰這些，但諸葛亮堅信自己的理想。有堅強的意誌力量，他寧可輔劉室決不會去投曹操，從這個角度就帶有悲劇色彩，正如張法說的：“護禮之‘禮’卻是壹個已定的標準”要堅定信心，就可以去誓死捍衛，因此，中國政治悲劇的主人公絕不會自我否定，他只否定那些與禮的原則不和的東西。他們始終認為自己是“清醒的，是看準了的”。⑤諸葛亮為了“維護”而義無反顧，他堅信自己的“人謀”能戰勝“天時”、“地利”。這種不懈的韌勁和義無反顧讓後人感受到壹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英雄氣魄的悲壯，就連第壹百三回，諸葛亮臨終前發出“再不能計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的哀嘆也讓世人感受到這個傑出天才內心所深藏的時代孤寂感和死不瞑目的恨憾。世人為他的“人謀”的悲劇結局而惋惜，傷感。在他知難而上如履薄冰的悲劇歷程中感人至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悲壯。（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知遇之恩”的悲劇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諸葛亮從《後出師表》中的壹句話，已變成千古名言，也是諸葛亮壹生表現的概括。當時劉備求賢若渴，“三顧茅蘆”真心真意的請諸葛亮出來相助，甚至於淚沾袍袖，衣襟盡濕。諸葛亮深受感動，而且像劉備這樣的“仁君”是符合諸葛亮擇君標準的，於是諸葛亮決定出山，效犬馬之勞，從此開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征程。在以後兩人接觸中，諸葛亮意識自己沒有選錯明君，劉備對他言聽計從，給予他充分施展自己才華的空間，以實現自己的遠大誌向，對劉備的“知遇之恩”足以讓諸葛亮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報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動機越發堅決是從劉備白帝城托孤開始的。第八十五回劉備臨終對諸葛亮說：“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君才二倍曹丕，必能定邦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諸葛亮泣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自此，諸葛亮擔子更重了，憂慮更大了，為了克服個方面的困難，改變蜀國不利局面，尋找發展出路，他日夜思索，兢兢業業，終日操勞，不得休息。除了全面擔負全國的軍事政務外，還親自組織興修水利、橋梁、道路、驛站等工程；親自過問養蠶、織棉、煮鹽、冶鐵、鑄鐵生產；親自設計、監制木牛、流馬；親自檢查兵器創制……。他大事小事都抓“躬自投薄書”，流汗竟日，接著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這種“知遇之恩”具體表現，即使輔佐的後主劉禪無能昏庸，而且不時阻止他的事業，但諸葛亮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改變對劉備“知遇之恩”而且更感憂慮，怕辜負劉備的遺囑，不顧自身的健康，日夜操勞。最令人感動，淒惋的是諸葛亮死五丈原，也是“知遇之恩”的升華。第壹百三回寫到：“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通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乇骨生寒，乃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描述了諸葛亮臨死不忘軍事，而憂心重重的感慨。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同時也包含著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不息，直到以身殉職的可貴品質，如果不是劉備而是劉禪，就是八顧茅蘆之恩，諸葛亮也決不會出山輔佐，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他超出了單純的“愚忠”的範圍，這樣“知遇之恩，死而後已”有愛國愛民的思想成分，劉備是仁君，能任人唯賢利於諸葛亮實現自己的理想，完成理想事業，也符合封建社會當時人民群眾的某此些願望和要求，所以諸葛亮才能流傳千古。唐代詩人杜甫在《蜀相》中寫道“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為國家事業忠心耿耿，奮鬥不息的精神給予崇敬，並抒發了對壹個示完成事業的賢相惋惜之情，郭沫若在《蜀道奇》中寫道：“鞠躬盡瘁兮，諸蒙武侯誠哉武；全忠體國兮，出師兩表留楷模。”也對諸葛亮事業鞠躬盡瘁的精神給予肯定。諸葛亮的為“知遇之恩”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形成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精神的瑰寶。（四）絕望的勝利 ——才智的悲劇美“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在諸葛亮未出山之前，當時名士就已斷言，暗示出即使諸葛亮盡展平生之學，盡超凡之智，因不得時使他的事業，理想付之東流，難以實現的命運。羅貫中塑造的諸葛亮“懷經倫濟世之才”，在政治軍事鬥爭中遠見卓識，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諸葛亮未出山就預見天下三分的戰略策略，初步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他的才智，智謀是不必說的，更重要的是決策英明。他已分析出：當時曹操地廣人多占“天時”，東吳孫權據天險占“地利”，所以劉備要取得成功就得占“人和”，而劉備在這方面似乎確實強於另二者，所以諸葛亮企圖用他的才略，施展自身的才華盡“人謀”以達“人和”來實現輔佐劉備匡復漢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奮鬥目標。在“人謀”方面，三國時代，無論荀彧，郭嘉等文臣謀士，還是周瑜，司馬懿等武將都不及他，如第三十六回，徐庶薦諸葛亮於劉備時說：“以某比之，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之才，蓋天下壹人也！”。從他人之口就可能看出諸葛亮是無人比及的，“人謀”應占壹絕。在“人和”方面，從表面上看，在魏蜀吳三國中，蜀漢不言而喻最得“人和”：劉備是“仁君”，使人心歸有，諸葛亮是“賢相”，即有卓越的才智，忠貞品格，又有崇高的威信，主持謀劃壹切，劉備對其言聽計從，群臣都服從指揮。蜀漢似乎是壹個高度“人和”的集團。但是，諸葛亮的真正悲劇就在於此，蜀漢中不少主要人物都並不能與他真下配合到底，他的智慧不得完全發揮，沒有能很好的做“人和”，那麽諸葛亮再有“人謀”也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了。我們看諸葛亮才智的施展及取得的成果：初出茅廬便於博望，新野大敗曹軍，聯吳抗曹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占荊州，取巴蜀，定漢中，速伐關，南征七擒，北伐六出真到五丈原病死。每壹階段的決策的成敗，處處閃耀著他決策的英明和決策的才智的光輝，取得了壹個又壹個勝利，並確立了暫時的三足鼎立之勢。可謂“人謀”已達到了至臻至善的地步，但這些勝利下隱藏著最終的敗亡，這此勝利如空中樓閣，無基大廈，壹股東風就會在摧朽拉枯之勢下前功盡棄，究其根源在於“人和”的不持久，不紮實，單憑諸葛亮的個人“人謀”而沒有真正意義的“人和”是無法戰勝“天時”和“地利”的。關羽鎮荊州，諸葛亮千叮萬囑：“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關羽表示“軍師之言，當為肺腑”，實際上轉身即忘，當東吳舉旗不定與誰和好而提出與關羽的和親的計劃，關羽壹聲“吾虎女安肯嫁犬子”的大喝，把東吳推到了敵國。徹底破壞了諸葛亮的“東和”大計而置荊州於四面受敵的困境，其結果關羽敗走麥城失荊州，使《隆中對》的戰略部署化為泡影。再追溯蜀國副軍師龐統，他與諸葛亮齊名，“優龍鳳雅”，理應與諸葛亮“人和”，如果如此壹個守荊州，壹人占益州，占勝“天時”、“地利”未可知矣，但他在取益州時，冒險輕進，不聽諸葛亮的忠告，反疑心諸葛亮妒忌他獨建大功，導致在“落鳳坡”被箭射死。使劉備失去壹臂，諸葛亮失去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做為蜀漢之主的劉備雖倚仗諸葛亮，言聽計從，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關鍵時刻他偏不聽諸葛亮的話，還背諸葛亮的大計，最典型就是他為“義”而不顧“國”，他說：“朕不為二弟報仇，雖有萬裏江山，何足為貴？”劉備重“義”令人欽佩，但他不聽勸阻，執意伐吳，卻完全違背了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大計。結果大敗，蜀國元氣大傷，而臨大敵，仍由諸葛亮用策壹壹化解，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人和”名存實亡，單靠諸葛亮個人的“人謀”獨支大夏，“匡復漢室”何其難矣！另壹方面，蜀漢每遇大事，小事多由諸葛亮授以“錦囊獻計”而解決，諸臣難以發揮潛能，缺少鍛煉，以至成了諸葛亮壹人苦撐危局。也就預示他以勞苦取得的勝利也只能曇花壹現，壹但他倒下，將無人繼承，來保漢業，所以諸葛亮的才智無論如何，事業難成，再多的勝利也只是絕望。每壹個決策只能加重其悲劇的砝碼，但他智慧的光環永遠不會消逝，被後世所稱頌。（五）總結寫到此，諸葛亮的“出師示捷”不僅使英雄淚滿襟，就是千萬讀者也已以淚洗面，真真切切的為羅貫中所塑造的諸葛亮的悲劇形象所感動“悲劇人物災禍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須本身是有豐富內容意蘊和美好的品質。正如他的遭到破壞的倫理理想的力量使我們感到恐懼壹樣，只有真實的內容意蘊才能打動高尚心靈的深處。”⑥諸葛亮正是德、才、智兼備，他真誠、勤勉、開明、智慧，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自強不息的意誌力量，有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刻內蘊。而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於事業心的品質更為世人推崇。然懷絕世之才的他卻終身未完其誌而含恨死去，不能不讓人為之惋惜，傷感，雖事業未果，但他個意誌力量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在其奮鬥中卻取得了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