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石既不貪汙，也不枉法，甚至連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把宋神宗都逗樂了
在諸子百家中，墨子主張賢人政治，“尚賢”、“賢同”是他的主要思想。歷史上的政治哲學思想，幾乎都是聖賢的政治哲學。但老子的思想顯然與眾不同，甚至相背。他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
老子主張的“不尚賢”，同樣讓人好生費解。但是，正如孔子說的“矯枉過正”壹樣，矯枉到超過了正的分寸，就又偏了。尚賢政治好的壹面，是重教化。社會的教育文化達到最高水準，社會安定，沒有犯罪的人，所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大原則，而最終的結果，就是“澤施於人，萬人懷德”，使全民得到這種政治所產生的福利。
而在另壹面，光講賢人在職，賢能與非賢能，好人與非好人，有時是很難分辨的，壹旦走偏，好人與壞人往往也會結成壹黨，比如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在漢宋兩代都很嚴重。在宋代，甚至壹度立了黨人碑，連司馬光、歐陽修，這些歷史上公認的正人君子，都列在黨人碑上，幾乎人頭落地！而我們今天看來他們都不是壞人。另壹派的王安石也是如此。歷史上對他評價不壹，甚至時有詆毀，但卻說不出他所謂壞的事實，而只是說他的政策不對，或是政策雖好卻不合時宜。
王安石少年愛讀書，長於寫文章。議論脫俗，自信心很強。當他任鄞縣知縣時，曾借官谷給農民，試圖減輕高利貸剝削，很有成效。在宋仁宗時升任度支判官，曾上萬言書暢陳天下事，主張改革政治，表現了矯世變俗的誌向。到了神宗時大露頭角，先任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任參政知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官署名，主管經劃制定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的條例），是以整頓財務為中心的進行全面改革的變法總機構。熙寧三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七年，罷相為大學士，知江寧府。後來又作宰相，封為荊國公，故人們亦稱其為“王荊公”。
王安石從參知政事到宰相，曾先後實行變法革新，積極推行青苗、均輸、市易、免役、農田水利等新法。他在推行新法期間，曾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所謂頑固派展開了激烈的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王安石贊揚商鞅在歷史上的功績，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時，痛斥程顥、程頤的復古主義，說他們“俗儒不知變”。王安石在和所謂的頑固派的鬥爭中，有三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說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祖宗的傳統不能作依據，別人的議論用不著顧慮。
這個著名的“三不足”口號，表現了王安石敢於沖破傳統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當時頑固派的恐懼和不安，他們圍攻王安石，不擇手段地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司馬光壹再寫信給王安石，極力為舊制度辯護，要求停止變法，說什麽調整國家的行政結構，是侵奪原設官吏的職權；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擾民；整理國家財政收入，是與民爭利；不接受勸告，是拒諫。還指斥王安石“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之心”，使天下“紛紛擾擾，寞安其居”。有人甚至把發生旱災，也說成是實施新政觸犯了上天，是王安石的過錯，說什麽“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實際上，此時的司馬光已被居心不良者利用。
對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復司馬光說：“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騅壬人（即佞人），不為拒諫。”王安石更指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他還用晉武帝時幾次出現彗星並無災禍發生的事實，證明“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傳令，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蘇軾兄弟先是贊成變法的，後來也動搖了，並從背後壹擊，把王安石大罵壹頓，也把商鞅罵了壹通，勸王安石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要“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王安石雖然力排眾議，由於受到頑固派的激烈反對，最後罷相而以失敗告終。宋神宗死後，司馬光等重新上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被全盤取消。晚年，王安石結束了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寧（今南京），不久死去。就在王安石死後，南宋程朱道學派道學家邵伯溫還偽托蘇洵之名寫了壹篇《辯奸論》，對王安石進行人身攻擊式的謾罵：“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並以借古諷今的手法，咒罵王安石是“誤天下蒼生者”，是“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甚至說什麽“此人得誌，吾子孫無遺類矣”。
其實，王安石既不貪汙，也不枉法，甚至連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把宋神宗都逗樂了。吃飯也不講究，壹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壹盤菜。但在宋代，形成了那麽大的朋黨，只要政治意見不相投，便成為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同壹政治意見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系，結果廢公趨私，變成壹個大的集團，內外挾制，而被壞人利用。他們把好人當成招牌，自己安安穩穩坐在上面，好人則成了壞人的傀儡――這就成了賢人政治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