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而言，自兩千多年前偉大的史學之祖司馬遷與世長辭，過了壹百多年才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後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荀悅死後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陳壽死後七百年，直到11世紀才產生了歐陽修、司馬光。12世紀產生了鄭樵。鄭氏死後六百年，到18世紀才產生了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等幾位名家。繼趙、錢、王、全、章等人死後白余年，才有曠世奇才王國維橫空出世。而王氏不僅“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壹世”（吳宓語），其學問博大精深，是繼魏晉時期寫出不朽名著《三國誌》的大史學家陳壽死後壹千六百年來，歷代史學名宿所不能匹敵的。正是有了如此偉大的創舉，後人遂有“不觀王國維之學問，不知大師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然而，壹代大師，曠世奇才，卻沈入湖底，令人駭然。我更願相信他是為文化而死。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遷徙到四川李莊後變得非常窘迫，林徽因得了嚴重的肺病，此時缺衣少食，梁思成為了給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學會了肌肉註射和靜脈註射。當時梁家窮的吃不上飯，梁思成把自己心愛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國友人費正清夫婦贈送的壹支派克筆都賣掉了，他的兒子梁從誡冬天只能穿壹雙草鞋上學，結果凍出了凍瘡，久治不愈。即使生活困頓到了這般地步，他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梁思成患有嚴重的頸椎病，經常疼得擡不起頭來，他就用壹個花瓶放在畫板面前，拖住自己的下巴，用單位唯壹的壹盞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長時間畫圖，完成了《圖像中國建築史》的手繪本。這讓我想到了剛剛看過的電影《八佰》在民族危亡時，正是這些國之脊梁前仆後繼，傳承著永不放棄的國之精神。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但大師的靈魂並不會隨著歷史的車輪漸行漸遠，反而當我們細細品味時遺留下來的文化基因會歷久彌新，不斷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