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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自幼年始即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自會說話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讀《千字文》《三字經》等啟蒙讀物。1895年李大釗入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前兩位塾師皆以博學聞名鄉裏，第三位老師是出自國子監的鴻儒黃玉堂。他們的悉心教導使李大釗成為頗有名氣的“文童”。李大釗熟讀《四書》《五經》等儒學典籍，“寫的壹手好詩文”（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打下了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清政府實行新政後，各地紛紛創辦新式學堂。李大釗1905年進入新式學堂永平府中學。在這裏，他開始接觸西方科學知識，同時也繼續研習儒學典籍，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認知不斷加深。
正是由於長期系統的學習和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知，奠定了李大釗文化觀的基礎。在李大釗看來，中華文明對於世界文明“已嘗有偉大之貢獻”（《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頁）。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體系，還是科技發明和中醫藥學，都成為世界文明寶庫中璀璨奪目的珍寶。中華民族有著自強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雖歷經劫難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正如李大釗所說“天道未改，種姓猶存”（《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44頁），其中飽含著他對中華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揚。
深受傳統文化濡養的李大釗壹生踐行中華民族仁愛忠信的文化價值觀。他曾為北京師範大學壹名學生梁容若題寫著名的“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56頁）李大釗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青年時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他便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後，面對封建軍閥篡奪政權、***和政體有名無實的現狀，他奮力發出自己的“隱憂”和“大哀”。他憂國之所憂，哀民之所哀，始終把自己的學識與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壹起，下定決心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