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文詩:
文章之妙,不思而至,文章生氣,心靈飛動,
下上天地,來去古今,生滅如意,無所不知.
因情生夢,因夢成戲,不知所起,壹往情深,
生者可死,死可以生.臨川四夢,放浪形骸,
夢境之中,至情永恒.夢中之情,未必非真,
夢外之人,未必非夢,人蟻何殊,南柯無二.
淳於未醒,無情有情,槐國螻蟻,各有深情,
淳於既醒,有情無情.真情所至,虛空不壞.
真即是情,情即是真,情通古今,宇內壹情.
不逆於心,不嬌於情,不飾不掩,順性天然.
正文:
自日本戲劇史家青木正兒始，人們說到湯顯祖，總是會談起莎士比亞。這壹東壹西兩個劇作大家，生活在同壹個時代，都在1616年辭世，距今整整400年。
兩人之間確乎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莎士比亞在1594年寫作《羅密歐與朱麗葉》，湯顯祖在1598年寫作《牡丹亭》，都是關於年輕女子“情死”的故事。又比如，我們頌揚湯顯祖的“情”與“天然”；而莎士比亞讓歌德至為稱頌的地方，正是“沒有人比他更為自然。”
頗有意味的壹個現象是，對於較為年輕的壹代中國人，莎士比亞是壹個比湯顯祖更令他們熟悉的名字——即使他們生長在中國。了解朱麗葉的人，遠比了解杜麗娘的人多。我們能隨口說出哈姆雷特的名言，卻並不壹定知道邯鄲盧生的名字。
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湯顯祖是陌生的。這其中有商業文化的浸染，也有文化傳承的落差。
陳列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湯顯祖畫像（聶鳴 供圖 ）
我之所以做此感慨，是因為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我，在不更事的童年時代，便熟知《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而直至長大成人，世界觀形成之後，才真正接觸起湯顯祖。與同輩人交往的經驗告訴我，我並不是壹個特例。
實際上，令我們陌生的，不唯壹個湯顯祖。對於成長於全球化時代的人，所有傳統的“東方”，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在互聯網環境下，“東方”與“西方”的邊際在日益消融。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學習了西方種種理論之後，再回看湯顯祖，會感到他是現代的。比如他的“夢”、他的“情”、他的“悲”。他的“生生死死隨人願”。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於斷井殘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似水年華，如花美眷。恁般景致，應人人得見。
夢
因情生夢，因夢生戲
《牡丹亭》的故事，因夢而始。太守之女，愛踏春陽。適逢春日，小姐進得園中，見姹紫嫣紅開遍，感懷自己生得花容月貌，卻“三春好處無人見”。遂而生夢。夢裏遇到壹書生折柳，是其三世婚配。遊園歸來，郁郁難言，至情傷而亡。後化為魂魄，與書生續未竟之情緣，最終還魂，結為連理。便是“杜麗娘慕色還魂”。
“臨川四夢”，皆以夢說事。夢是從何而來的呢？湯顯祖在《復甘義麓》中，談《南柯記》和《邯鄲記》：“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夢”是路徑，“情”是中心。在《紫釵記》中，夢的作用較為簡單，其余三部，夢的意義，都很重大。
湯顯祖的難題是：如何賦予“情”以絕對的價值，同時又不破壞社會與自我的平衡？於是，他造出了“夢”。
《牡丹亭》中，“夢”是壹個制造出來的自在時空。在這個空間裏，杜麗娘的所作所為，可以脫離於尋常禮法之外，不受到社會的苛責。其慕色而亡之後，花神懇請判官寬恕杜麗娘的鬼魂，如是辯解：“此女犯乃夢中之罪，如曉風殘月。”
“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席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盡管湯顯祖如此明確地宣告，《牡丹亭》壹劇，並非男歡女愛的才子佳人戲，但400年來舞臺演出中，多數還是將之當作才子佳人的愛情戲來演，至多，不過以愛情為矛，反抗世俗，追求婚姻自由而已。
《牡丹亭記題詞》中，有著名的壹段話：“情不知所起，壹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世間女子如杜麗娘者，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才可被稱作為“有情人”，是至情至性之人。
夢境之中，“離魂”的杜麗娘，出離於形骸之外。夏誌清言：“麗娘的夢，是壹個無時間性的世界，在這世界中，愛是唯壹的真實。”這把遊走在夢之中的魂魄，懷有壹腔熱情，不受時間、生命和死亡的拘束。而愛情之永恒，亦存在於這夢的時空裏，壹旦它正常化，有了實質性的形體，永恒便難以為繼。
夢境之外，時間依然具有絕對的掌控權。戲曲後部的杜、柳，不過壹對尋常夫妻，女人托心於相夫教子，男人期冀於仕途顯揚。湯顯祖所言那個，至情至性的杜女麗娘，在其走出夢境、俗世還魂的那壹刻，便被時間收回了。
較之《牡丹亭》與《紫釵記》，《南柯記》與《邯鄲記》對於愛情的態度，有所變化，從“求”變為了“放”。美國學者夏誌清用湯顯祖時間觀念的變化，來解釋這個差別。在他看來，後兩部戲中，湯顯祖是以“永恒”的角度來看待人之處境，發現了愛情與他人價值的欠缺。所謂永恒，即無窮無盡的時間，在無限面前，人的意識無能為力。
《南柯記》改自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講名為淳於棼的官員，嗜酒發夢。在夢中，淳於棼被邀進蟻國，與公主瑤芳成婚，任南柯郡守。他治理有方，拒敵有功，頗有政才。然而，其妻亡後，淳於棼為大臣陷害，稱其為“異族”，勸回人間。醒來後，淳於棼尋找槐安國所在，卻發現，原只是院中槐樹下的小小蟻穴。其妻饋之金釵金盒，不過槐枝與槐夾，他瞬間夢醒。
然而，湯顯祖不同於莊周與嵇康，他始終有“情”要抒發，要入世，要參史。他研讀了宋史，曾經想過撰寫明代歷史人物評傳，卻被“奇僧”（或許是達觀和尚）喝醒，斷了念想。
在《答呂玉繩》中，他寫道：“忽壹奇僧唾弟曰：嚴、徐（階）、高（拱）、張（居正），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和尚的話令湯顯祖如夢初醒，終於沒有“陳死人”，開始了戲曲創作。湯言，戲曲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這套理念，完全展現在了“臨川四夢”之中。
“臨川四夢”皆取材於唐宋故事。然而，湯顯祖將之時代化了。“四夢”有真有幻，亦古亦今。它們都有著浪漫、神奇的外表，卻又都是現實、真切的。湯顯祖表面在寫夢境、談風月，其下卻在抒發滿腔郁憤，言其未竟之理想與追求。
在《答李乃始》中，湯顯祖信雲：“詞家四種（臨川四夢），裏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
在湯顯祖的時代，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四夢”是發憤之作，劇中寄托了作者的悲憤。王驥德在《曲律》中說湯顯祖，“語動刺骨”。臧晉叔言：“臨川傳奇，好為傷世之語，亦如今士子作舉業，往往入時事。”潘之恒看《牡丹亭》演出，“既感杜、柳之情，復服湯公為良史”。換言之，湯在傳奇中，表現出了歷史學家的膽識。
有意思的是，“臨川四夢”的每壹部劇中，都有對於戰爭的描寫。《邯鄲記》寫唐朝與吐蕃的喝隴爭鬥；《南柯記》寫大槐安國與檀蘿國的戰爭；《紫釵記》寫在大河西、小河西與吐蕃進行的戰爭；即使是人們印象裏風月無邊的《牡丹亭》，也免不了兵戎相見，插進壹段南宋與大金的戰爭來。並且，這場戰爭的出現，並非為了推動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線。從中也可以看出，湯要抒發之“情”，遠非男歡女愛所能言盡。
在《南柯記》中，南柯秀才高唱：“行鄉約，制雅歌，家尊五輪人四科。俺因他切磋，他將俺琢磨。”如是這些，湯顯祖都曾在為官時實行過。他在徐聞蠻鄉主持“貴生書院”，在遂昌興辦“相圃書院”起到了壹些成效，卻最終也不是解決途徑。
湯顯祖治理遂昌五年，剔除弊政，消滅虎患，教育青年，口碑載道。在其到任之前，遂昌也“晝有公差，夢有盜警”。湯之為官剛柔並濟。時而雷厲風行，“勒殺強盜十數人”；時而極重人情，可以做出除夕夜釋囚回家、元宵節縱囚觀燈的舉動來。在他離開遂昌之時，民吏挽留，建祠紀念。查閱《遂昌縣誌》，在“名宦祠”祭祀的22名宦中，湯顯祖是名望最高的壹個。《牡丹亭》與《南柯記》描寫的許多故事，正是湯顯祖本人的經歷。
《牡丹亭》裏杜麗娘之父杜寶，任南安府清樂鄉太守。其治理之下的清樂鄉，宛若陶淵明筆下的武陵人仙境：“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陰道上行，春雲處處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無事到公庭，農歌三兩聲。”月明無犬吠黃花，雨過有人耕綠野，村村雨露植桑麻。農夫、牧童、采桑婦、采茶女，各個歡歌樂舞，嬉笑開懷。
此等清明喜樂的景象，也出現在《南柯記》裏。在《風謠》壹出中，描寫淳於棼治理的南柯郡：“何止茍美茍完，且是興仁興讓。”南柯百姓高唱《孝白歌》，是湯顯祖未能實踐的政治藍圖：“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親風景和，老的醉顏酡，後生鼓腹歌。”
當我們聯系其此時的社會現實，會在舞臺上的壹片鶯歌燕語中，嗅出苦澀的意味來。萬歷時期，賦稅最重。萬歷二十四年（1596），政府開始征收稅礦，宦官充任的礦監稅使遍布天下。“三輔嗷嗷，民不聊生。”遂昌地方多金、銀之礦，無法應付即將到來的礦監稅使，也是湯顯祖棄官的重要原因之壹。
湯顯祖知道，自己的理想已經無法實現，所以辭官回家，退隱歸田。然而滿目瘡痍，總是意難平，於是以文為器，在戲曲傳奇裏實驗的政治理想和改良實踐。這是對現實的反抗，也是對後來人的激勉。在《示趙滕侯》中，湯顯祖寫道：“俯跡自沾衣，驅車從此去。勉矣後來人，當知心所悟。”
這是湯顯祖寫給其官場生涯的告別之詞。
情
“可知我壹生兒愛好是天然”
湯之同代人王思任，對“臨川四夢”做評論說：“《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在這篇敘中還說，“四夢”之中，“得意處惟在《牡丹》”。他對其中著意表情之旨又做點評，“若士以為情不可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由此可見，王思任是深知湯顯祖的。
湯之哲學，壹言蔽之，唯情而已。湯顯祖並非哲學家，沒有專門的哲學著作。他的哲學思想，體現在戲劇作品和書信、雜著之中。
較之男女之情，湯顯祖的“情”，要深廣得多，也豐富得多。有意思的是，西方學者在談論湯之“情”的時候，用到的詞是更為現代的“愛情”。夏誌清說“四夢”，認為前“兩夢”中，湯顯祖對於時間與永恒的概念，相對淡薄，因此，主人公可以融入時間，專註愛情，在情愛的狂喜之中忘卻時間。西方人所說的“愛情”，是男女之情，與我們傳統裏所說的“情”，不是全然相同的概念。
王國維說宋元戲曲，“唯自然而已”。亦可借來看待湯顯祖。《牡丹亭》裏《遊園》壹出，丫鬟春香稱贊小姐的衣裳頭面，說“今日穿插得好”。杜麗娘卻偏不領情，答唱道：“可知我壹生兒愛好是天然。”這話用來形容湯顯祖的“情”，卻是恰到好處。
人的天性，湯顯祖稱之為“赤子之心”或“直心”。他認為，人們如果能“直心”而為，就可以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直心是道場。道人成道，全壹片心爾。”
不逆於心，不矯於情，不粉飾，不虛掩，順乎人性的天然，就是真性真情。令人饑得食，渴得飲，病得醫，春思昏昏得婚媾，就是順情而為。其本質，不過壹個“真”字，是“赤子之心”。濟慈說：“真即是美，美即是真。”在湯這裏，“真即是情，情即是真”。拋了“真”而談“情”，皆是形骸之論。夢中之情，未必非真；夢外之人，未必不是身處夢中。人蟻何殊？南柯無二。
“情”與“理”的關系，是宋以來理學家討論的重要問題。在理學家那裏，“情”是作為“理”的對立面出現的，“理”是在“純善”、是“天理”；情是“惡，”是“人欲”。“理”應該制“情”，“存天理、滅人欲”。換言之，“理”中所沒有的，就是不應該存在的，要“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湯顯祖則與之不同。他反駁：“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那些說“理中必無”便“必無”的人，可知“情之必有”是真實存在的呢？
《桃花扇·傳歌》，清代堅白道人繪《清彩繪本桃花扇》。描繪李香君將剛學的曲辭《牡丹亭》演唱給教曲先生蘇昆生、鴇母李貞麗及楊龍友欣賞的場景
相較於“從壹而終”的“情之正”，湯顯祖更熱衷放筆於自然流露的“情之至”——這壹點，在《南柯記》裏面體現得也很明顯。淳於棼入夢，皆因“癡情妄起”，這中間有情，也有欲。覺醒之後，淳於棼回顧夢中壹生，便棲心道門，棄絕酒色，因“有情”，入“無情”。
這無情中有著深切的悲情。在《尋窹》壹出中，淳於棼發現夢中蟻國，實為蟻穴，惆悵若失。然而，他希望以虔誠的佛心，助亡妻和螻蟻國百姓升天，甘願受那焚指為香之苦。“盡吾生有盡供無盡，但普度得無情似有情。”《南柯記》最後，淳於棼立地成佛，合手不語。
清學者沈際飛，為《南柯記》所做題詞，頗為有理：“淳於未醒，無情而之有情也；淳於既醒，有情而之無情也。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盡，可以不壞虛空。而要非情至之人，未堪語乎情盡也。世人覺中假，故不情；淳於夢中真，故鐘情。即槐國螻蟻，各有深情，同生仞利，豈偶然哉？”
《牡丹亭》中，湯顯祖似乎在放大“情，理之必無也”。杜麗娘春思夢遇，尋夢而亡，死後魂魄未散，以女鬼之身自薦枕席；柳夢梅因畫生情，與杜麗娘的魂魄無媒自合、婚走野店……凡此種種，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都是“理之必無”的“人欲”。此處，湯顯祖有意地在“以情抗理”。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杜麗娘：敢想、敢愛、敢生、敢死，敢於過真正的人的生活。
戲因夢成，夢因情成。湯不認可“理”或“性”（天命之性）是為純善。“性無善惡，情有壹之。”善與惡，皆是“情”中所固有的，是實際存在的客觀真實。因此，善惡之情都應該自然地表現出來。人在善惡之中，能分辨取舍，為善去惡。“情”既有善有惡，那戲中也該有“極善極惡”。湯顯祖認為，通過戲劇對各種善惡形象的表現，“無情者可使之有情，無聲者使之有聲”。
戲劇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效果？“豈非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也哉！”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這是非常“盡人欲”的說法。
寫作上，湯顯祖強調直抒心情，反對盲目的模擬古人和墨守成規。他關註文章的“靈性”，強調自然，反對模擬。在《合奇序》中，他說：“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奇奇怪怪，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
“自然靈氣”聽來玄虛。湯在《序丘毛伯考》裏作解：“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知。”壹言蔽之，便是：“性乎天機，情乎物際。”
吳梅在《中國戲曲概論》中，談及“四夢”中的“客觀之主人”和“主觀之主人”。就表面而言，“四夢”的主人，是為杜女（杜麗娘）、霍郡主（霍小玉）、盧生與淳於棼。深知文義的人，會從四人身上延伸開去，看到鬼、俠、仙、佛。然則，此四人僅為曲中之主，而非作者意中之主。湯顯祖意囑的“四夢”之主人是誰？——判官、黃衫客、呂翁和契玄。
何以言之？就戲而言，杜女（杜麗娘）、霍郡主（霍小玉）、盧生與淳於棼也好；鬼、俠、仙、佛也罷，皆為場中之傀儡，受人操縱行事。而後四人：判官、黃衫客、呂翁和契玄，才是提掇線索之人。就夢而言，前四人為夢中之人，後四人為夢外之人。“鬼、俠、仙、佛”為“曲中之意”，麗娘、小玉等，僅為客觀之主人；而主觀之主人，還屬判官等人。他們所做判詞，是作者對於人物的判定，類似命運之力。此處，顯示了湯顯祖超出別家的才情。
在“情”與“理”的關系上，湯顯祖始終未能徹底解決，這給他帶來了痛苦。在給達觀的信中，湯感到自己為“情”牽繞，無法擺脫，卻又無能無力，“世界身器，且奈之何？”在《續棲賢蓮社求友文》中，湯寫道：“應須絕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於歸矣。”言辭間仿佛有遁入空門之意。晚年，湯意欲隱居廬山，與友人結社修禪，卻因其母病，未能成行。
萬歷四十三年（1616），湯顯祖聽聞17歲的婁江女子俞二娘，因癡愛《牡丹亭》，憤惋而終。錯愕之余，感到“情之與人甚哉”，作詩哭之：“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壹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這是他死去前壹年。
次年夏，湯顯祖辭世，年終67歲。時萬歷四十四年（1617），距今400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