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早已看破了政治與革命這層微妙的關系，反映了他作為壹個純粹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作為壹個知識分子，他的獨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夠擺脫政治集團與體制權力眼光的束縛，真正從民本主義出發。
他對權力和權力者的批判，是不論革命前革命後，不論新社會舊社會的。相對於魯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極其流行的表面在頌揚革命，其實是變相的“歌功頌德”的批判是偽批判。
魯迅在批判偽革命文學的同時，又意識到在革命成功後，以獨立的姿態憑著良知說話的文人，仍擺脫不了悲慘的命運。他說：“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
魯迅所揭示的不僅是當時的事實，他揭示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壹條不變的歷史規律。這條規律喜歡讀史的人是明了的。
魯迅是復雜的，以致每個人的眼裏都有不同的魯迅。在左派眼裏他是壹位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在右派眼裏他壹位具有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立場的啟蒙者。近十幾年來他被各種主義闡釋出來的版本不下幾十種。
魯迅的復雜在給後人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給後人留下壹個難題：他到底是壹個怎樣的人？貫穿於他迅壹生的精神實質是什麽？這是弄清魯迅是否被利用的首要問題。
自從40年代以來，魯研界就缺乏壹種獨立的人格。少數能夠憑著良知，超脫時代歷史的局限去研究魯迅的知識分子始終處於邊緣的位置。這麽多年來主流魯迅研究雖然在宣傳魯迅方面起到壹定作用，但在研究魯迅本體方面是沒什麽實質成就的，相反對文革以前 “歪曲”“神化”魯迅的潮流還要負上部分責任。
直到新時期思想界有了壹定自由傾向，壹部分繼承了魯迅獨立思考精神的人文知識分子才得到了有限度的話語權，近年來魯迅研究所取得成績無不與這些人文知識分子有關。
但事實上他們的話語權是受限制的，他們的還原魯迅之路顯然是不暢通的，魯研界仍然有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區。